一、开创了南北朝法制“北优于南”的历史局面
自程树德先生提出晋氏以后，律分两支，“北优于南”的著名论断后 ，南北朝律分优劣已成公论。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分裂割据形态与门阀宗族势力强大有密切关系，如何处理皇权与宗族关系，是当时世局转移升降枢机之所在。以此为背景，封建法律制度在南北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势。
两晋南朝的法律制度特别突出地强调维护封建宗法礼教。晋律的儒家化内容十分丰富。梁陈律基本上由增删晋律文句而成，其立法理念和具体规则均不逾晋律范围。两晋南朝法律制度充分地展示儒学与高官相结合的门阀政治特征，其实质是通过无微不至地维护宗法伦理实现对门阀贵族私家势力的保护，它掩盖了对于中央统治权的削弱，是被遏制的皇权与宗族分裂势力相互妥协的产物。
儒家化的北魏律，以及后来建立在北魏律基础之上的北齐律、北周律形成了当时的北朝法制。北朝法制的发展严格地遵循汉代封建正统儒学规范的三纲并举，君权至上的原则，将维护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作为首要目标，突出国家本位，落实忠先于孝。北朝法制以充溢着法家色彩的汉律为本 ，糅融进鲜卑法，在确保皇权所代表的君国利益的前提下，承认一定限度内的宗法私家利益，并给予法律保障，找到了协调国与家利益冲突的合适的关节点。北朝吸收南朝法制的成就，积极自觉地引礼入律，但恪守君国统率宗族的基本前提。因此，北朝法制对于强化中央统治权，削弱宗族私家势力，保证皇族对宗族的有效控驭，结束割据，促进统一发挥了积极作用。故北魏法制儒家化开创了南北朝时期法制“北优于南”的历史局面。
二、北魏法制儒家化是中华法系演变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法系自李悝创立法经便开始形成。秦汉时期，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主义的统治形式，建立了全国统一的法律秩序和封建官僚体制，促进了律学和法律的发展，标志着中华法系正式形成。特别是汉代以法律儒家化取代秦朝法律法家化，奠定了中华法系的历史发展方向。魏晋以后，中华法系分为南北二支。“南朝之律，至陈并于隋，而其祀遽斩；北朝则自魏及唐，统系相承，迄于明清，犹守旧制。如流徙之列刑名，死罪之分斩、绞及十恶律，此皆与南朝异者。然而唐、宋以来相沿之律，皆属北系 。”陈寅恪先生也有类似的观点：“司马氏以东汉末年之儒学大族创建晋室，统制中国，其所制定之刑律尤为儒家化，既为南朝历代所因袭，北魏改律，复采用之，辗转嬗蜕，经由（北）齐隋，以至於唐，实为华夏刑律不祧之正统 。”这充分说明，南支因为“陈并于隋”而没有得到延续；而北支则被后来的隋唐所继承，一直沿革至清。陈寅恪先生关于北魏律对这一传承关系的作用表述得十分精辟：“元魏之律遂汇集中原、河西、江左三大文化因子於一炉而治之，取精用宏，宜其经由北齐，至於隋唐，成为二千年来东亚刑律之准也 。”陈先生说元魏之律将中原、河西、江左三大因子汇于一炉，此炉当为元魏，冶铸则应算是其儒家化。这三因子没有汇集在河西，也没有汇集在江南六朝，而是汇集到了北魏。由此可见，北魏法律儒家化在中华法系演变过程中扮演着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它的进程直接地、关键地关系着中华法系儒家化的进程。所以，它是中华法系演变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为封建法制走向成熟做出了实质性贡献
中国封建法制以《法经》为起点，历秦汉魏晋递代修订，封建法律渐臻周密。经北魏进一步创作改进，北齐北周的补充，终于成就了以内容周备和“一准乎礼”而为后世楷模的唐律，从而走向成熟。在此历程中，北魏少数民族政权以封建正统法律思想为指导思想，用批判的眼光综集历代封建法制之兴废，引抚少数民族习惯法，创造性地融会重铸成北魏法律制度，具有民族融合典范之特殊价值，为多民族的大一统隋唐国家，提供了比以前更确凿、更有效地维护和巩固中央集权专制政体的法律蓝本。可以说，它的立足点是民族的，又是时代的，既是继承的，又是发展的。它深化了封建正统法律思想，潜心探索和具体协调皇权与宗族关系，反映了重建统一王朝的时代需要。它蜕礼入律，由表入深，推动礼法结合的完善和发展，开唐律“一准乎礼”之先河。总之，它在封建法制由初创走向成熟的历程中，继往开来，别创新局，影响深远，做出了实质性贡献。
(作者单位：北安市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