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宁夏回族自治区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六十二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已由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09年7月31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二ＯＯ九年七月三十一日
宁夏回族自治区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
（2009年7月31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 促进计算机应用和信息化建设的健康发展,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自治区行政区域内对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保护，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公安机关主管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保护工作。
国家安全机关、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密码管理部门、信息化行政主管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负责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的相关工作。
第四条 计算机信息系统运营、使用单位，应当依法履行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义务。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利用计算机信息系统从事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活动，不得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
第二章 安全等级保护
第五条 计算机信息系统实行安全等级保护制度。
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坚持自主定级、自主保护原则，由运营、使用单位按照下列标准自主定级：
（一）计算机信息系统受到破坏后，可能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但不损害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的，为第一级；
（二）计算机信息系统受到破坏后，可能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产生严重损害，或者对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造成损害，但不损害国家安全的，为第二级；
（三）计算机信息系统受到破坏后，可能对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造成严重损害，或者对国家安全造成损害的，为第三级；
（四）计算机信息系统受到破坏后，可能对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造成特别严重损害，或者对国家安全造成严重损害的，为第四级；
（五）计算机信息系统受到破坏后，可能对国家安全造成特别严重损害的，为第五级。
第六条 计算机信息系统涉及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重大经济建设信息的，其运营、使用单位或者主管部门应当选择符合法定条件的安全等级测评机构，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等级状况进行测评，准确核定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等级。
第七条 计算机信息系统运营、使用单位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对计算机信息系统进行定级，并按照等级保护管理规范和技术标准实施保护；
（二）新建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在规划、设计阶段确定安全保护等级，同步建设符合该安全保护等级要求的信息安全保护设施，落实安全保护措施；
（三）按照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等级要求，使用取得国家销售许可证的信息安全专用技术产品；
（四）定期对本单位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状况、保护制度和措施进行自查和整改；
（五）计算机信息系统确定为第二级以上保护等级的,应当制定重大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确定为第三级以上的，应当每年至少进行一次系统安全等级测评；
（六）指定专职人员负责本单位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管理。专职人员应当通过设区的市以上公安机关、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的专业培训，并取得合格证。
第八条 第二级以上计算机信息系统运营、使用单位，应当自确定安全等级之日起三十日内，将信息系统保护的具体措施，向所在地设区的市以上公安机关报送备案；属于跨设区的市或者自治区统一联网的计算机信息系统，还应当向自治区公安机关报送备案。
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结构、处理流程、服务内容等发生变化，致使安全保护等级发生变化，或者因实际需要公安机关要求重新定级的，计算机信息系统运营、使用单位应当重新定级、重新备案。
第九条 公安机关应当自收到备案材料之日起在十五个工作日内对报送备案的材料进行审查，对符合等级保护要求的，出具备案证明；对定级不准确或者保护措施不符合技术规范的，应当自收到备案材料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报送单位予以纠正。
第十条 计算机信息系统运营、使用单位应当落实下列安全保护技术措施：
（一）重要数据库和系统主要设备的冗余或者备份；
（二）计算机病毒的防治；
（三）网络攻击的防范和追踪；
（四）网络安全事件的监测和记录；
（五）身份登记和识别确认；
（六）用户账号和网络地址的记录；
（七）安全审计和预警；
（八）系统运行和用户使用日志记录的保存；
（九）信息群发的控制；
（十）有害信息、垃圾信息的防治；
（十一）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技术保护措施。
鼓励计算机信息系统运营、使用单位采取先进的安全保护技术措施。
第三章 涉及国家秘密计算机信息系统管理
第十一条 涉及国家秘密计算机信息系统（以下简称涉密系统）应当依据涉密信息系统分级保护的管理规定和技术标准，按照秘密、机密、绝密三个等级的不同要求，实施分级保护。
涉密系统的安全保护水平，应当不低于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第三级以上的水平。
第十二条 涉密系统使用单位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规划、设计和建设涉密系统时，应当按照国家保密标准配备设施和设备，同步设计和建设，同步运行；
（二）对已建成使用的涉密系统，定期进行安全保密性能测评；
（三）依法对涉密系统存储、处理和传输的信息，按照系统处理信息的最高密级确定保护等级和技术措施，并报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第十三条 承担规划、设计、建设和维护涉密系统的单位，应当具有涉密集成资质。
涉密系统的安全保密设计方案和实施方案应当经过保密行政管理部门的审查。
第十四条 涉密系统投入使用前，建设使用单位应当向设区的市以上保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批准，非经保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的涉密系统不得投入使用。
设区的市以上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依据保密技术标准，对涉密系统进行审查。对不符合标准的，不予批准并提出书面整改意见，由使用单位进行整改后重新报批。
未经审查批准的涉密系统，不得存储、处理和传输涉密信息，不得与其他涉密系统互联。
第十五条 涉密系统使用单位应当根据实际需要采取下列保密防护措施：
（一）物理隔离；
（二）恶意代码的防护；
（三）身份鉴别和访问控制防护；
（四）涉密移动存储设备监管；
（五）密码保护；
（六）电磁泄漏发射防护；
（七）边界安全防护；
（八）其他需要的保密防护措施。
第十六条 涉密系统运营、使用单位采用密码进行等级保护的，应当执行国家密码管理的有关规定。
第四章 安全秩序
第十七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利用计算机信息系统制作、传播、复制下列有害信息：
（一）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二）泄露国家秘密、危害国家安全或者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
（三）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或者故意侵害民族风俗、习惯，破坏民族团结的；
（四）煽动聚众滋事，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
（五）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
（六）宣扬邪教、封建迷信的；
（七）宣扬暴力、凶杀、恐怖、淫秽、色情、赌博的；
（八）教唆犯罪或者传授犯罪方法的；
（九）侮辱、诽谤、恐吓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
（十）法律、法规禁止制作、传播、复制的其他信息。
第十八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利用计算机信息系统实施下列行为：
（一）未经允许，进入计算机信息系统或者非法占有、窃取、使用计算机信息系统资源；
（二）未经允许，对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功能或者存储、处理、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进行控制、删除、修改或者增加；
（三）故意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恶意软件等破坏性程序；
（四）提供专门用于侵入、非法控制他人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或者工具；
（五）窃取他人账号和密码，或者擅自向第三方公开他人账号和密码；
（六）非法截取、篡改、删除他人电子邮件或者其他数据资料；
（七）假冒他人名义发布、发送信息，或者以其他方式进行网络诈骗；
（八）擅自公开他人的信息资料；
（九）买卖法律、法规禁止流通的物品；
（十）非法提供虚假票据、证件；
（十一）其他危害国家、社会和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第十九条 提供互联网公共上网服务的单位，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安装并运行国家规定的计算机信息安全管理系统；
（二）对上网人员进行实名登记并记录其上网信息，登记和记录的内容保存时间不少于六十日，在保存期内不得修改或者删除。
第二十条 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应当自网络正式联通之日起三十日内，到所在地的设区的市以上公安机关备案，并应当将接入本网络系统的接入单位和用户数据资料及其变更情况备案。
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应当对交互式服务栏目管理者的真实资料和信息发布者的注册信息进行登记，并对发布的信息进行审核。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虚拟空间出租的单位，应当登记用户的真实资料。
第二十一条 生产、销售具有计算机信息网络远程控制、密码猜解、漏洞检测、信息群发等功能的产品和工具的单位，应当向设区的市以上公安机关备案。
第二十二条 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和联网使用单位，应当落实互联网安全保护制度和技术措施，保障网络运行安全和信息安全，发现有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有害信息之一的，应当及时采取删除、停止传输、保存记录等技术措施，并报告公安机关；发现有危害国家安全的，同时报国家安全机关；发现有涉及泄露国家秘密的，同时报国家安全机关和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发现有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行为之一的，应当予以制止，并向公安机关举报。
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时，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和联网使用单位应当如实提供有关数据文件、原始记录等信息资料。
第二十三条 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和联网使用单位不得利用互联网安全保护技术措施侵犯用户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未经用户同意，不得公开、泄露用户注册信息。
第二十四条 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等级测评机构和从事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工作的人员，应当保守用户秘密, 不得泄露用户信息，不得擅自占有、使用用户的信息资源。
第五章 安全管理
第二十五条 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密码管理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对计算机信息系统运营、使用单位信息系统的安全保护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对发现的泄密、失密行为，应当依法查处。
实施监督检查时不得妨碍运营、使用单位的正常工作秩序。能够联合进行监督检查的，应当联合进行。
第二十六条 设区的市以上公安机关应当对第三级以上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运营、使用单位的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工作情况定期进行检查。
设区的市以上公安机关应当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等级测评工作进行监督管理。
第二十七条 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对秘密级、机密级信息系统每年至少进行一次保密检查，每两年进行一次保密系统测评；对绝密级信息系统每年至少进行一次保密检查或者系统测评。
第二十八条 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发现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保护、保密等级和安全措施不符合国家信息安全等级保护、保密管理规范和技术标准，或者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当通知运营、使用单位限期进行整改。运营、使用单位应当按照整改通知书要求进行整改，并将整改情况向监管部门报告。
第二十九条 发生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及社会稳定的重大信息网络安全事故，计算机信息系统运营、使用单位应当立即报告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并启动应急预案。公安机关可以对运营、使用单位采取二十四小时内停机检查、暂停联网、备份数据等应急措施。
第三十条 密码管理部门应当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密码使用和管理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存在安全隐患、违反密码管理有关规定或者未达到密码相关标准要求的，应当按照国家密码管理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置。
第三十一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发现有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违法行为的，有权向公安机关举报。公安机关应当公布接受举报电子邮箱、电话等，并为举报人保守秘密。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二条 计算机信息系统运营、使用单位以及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和联网使用单位有违反本条例第十条、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行为之一的，对单位的主管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五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可以处五千元以上一万五千元以下罚款；不履行第七条、第八条、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和第二十三条规定的，由公安机关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处以五日至三十日停止联网、停机整顿的处罚。
第三十三条 单位和个人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第十八条规定的，由公安机关给予警告, 责令限期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对个人可以并处以五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并处以五千元以上一万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给予六个月以内的停止联网、停机整顿的处罚，必要时，可以建议原发证、审批机构吊销许可或者取消联网资格。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的，由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依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四条 提供互联网公共上网服务的单位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的，由公安机关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五千元以上一万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给予六个月以内的停止联网、停业整顿的处罚，并可以建议原许可机关吊销许可或者取消联网资格。
第三十五条 生产、销售或者提供含有计算机信息网络远程控制、密码猜解、漏洞检测、信息群发技术等功能的产品和工具的单位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由公安机关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处以五千元以上一万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六条 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等级测评机构和从事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工作的人员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的，由公安机关处以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给单位或者他人财产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七条 涉密系统使用单位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三款、第十五条规定的，由保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给予警告，并向其上级主管部门通报情况；情节严重的，建议对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 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保密行政管理等部门的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履行监督检查职责,造成严重后果的；
（二）收到备案材料，不按照规定期限和要求办理的；
（三）接到举报，未依职责处理的;
（四）泄露计算机信息系统运营、使用单位或者个人的有关信息、资料及数据文件的；
（五）有其他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玩忽职守行为的。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下列用语的含义是：
（一）计算机信息系统,是指由计算机及其相关的和配套的设备、设施(含网络)构成的,按照一定的应用目标和规则对信息进行采集、加工、存储、传输、检索等处理的人机系统。
（二）互联网服务提供者，是指向用户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互联网数据中心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和互联网上网服务的单位。
（三）联网使用单位，是指为本单位应用需要连接并使用互联网的单位。
第四十条 本条例自2009年10 月1日起施行。
法治、人治、还是法官之治？
——论“定罪”的自由裁量权及其在司法实践中的问题
谭千花 杨建国
[摘要]
“罪由法定”和定罪的自由裁量权从本质上看，是对立统一的辨证关系。犯罪的复杂性和刑法规定的有限性，是法官具有定罪自由裁量权的客观基础；“徒法不能自行”和法官不能拒绝裁判，是法官具有定罪自由裁量权的根本原因。因此当被告人的违法行为处于罪与非罪的模糊区域，或审判人员对相同的法律和司法解释存在不同的解读时，法官对被告人定罪与否有自由裁量的权力，但应当遵循无罪推定的基本原则。探讨法官定罪的自由裁量权，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Abstract
In essence, the nature that “Crime is statutory” and the conviction discretion are in an opposit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The complexity of crimes, as well as the limitations on regulations stipulated in the Criminal Law, becomes the objective base for the judge to exercise conviction discretion; and the fact that “Law cannot work on its own” and that the judge cannot escape verdict, is the fundamental reason for the judge having conviction discretion power. Therefore, when transgression of the defendant was in a vague position between crime and non-crime, or when the understanding varies among different judges towards the same law and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the judge shall have the discretion power to decide whether the defendant in question is guilty, which shall conform to the principle that give the accused the benefit of the doubt. To probe into the conviction discretion possessed by the judge has its significance to the socialist nomocracy.
[关键词] 刑事审判 自由裁量权 定罪的自由裁量权
key words criminal judgment discretion conviction discretion
尽管我国《刑法》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两高”也为统一定罪的标准作了大量的解释，但因审判人员对法律和司法解释的不同解读，或因行为人的违法行为处于罪与非罪的模糊区域而使审判人员的认识发生分歧，当罪与非罪成疑时，对被告人定罪与否完全取决于法官的意志，从而使定罪问题蒙上浓厚的主观色彩。由于这一现象与“罪刑法定”的刑法原则相悖，人们难免会问这是法治、人治、还是法官之治？有的甚至著文质疑“法官手中的自由裁量权到底有多大？”
法官的权力究竟有多大，法官对被告人定罪与否有无“自由裁量”的权力？在我们构建法治社会的今天，的确是一个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
一、“罪由法定”的相对性，自由裁量权的必然性。
罪刑法定包括“罪由法定”和“刑由法定”两个方面，其基本涵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因此定罪时要遵守“罪由法定”的原则，“量刑”时要遵守“刑由法定”的原则。在“刑由法定”的前提下，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对被告人作出是否处以刑罚以及处以何种刑罚的判决，虽然人们可能对个案裁判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提出质疑，但不会否定法官自由裁量的权力。在“罪由法定”的原则下，法官对被告人有无定罪的自由裁量权，却因对“罪由法定”的认识和理解不同而产生分歧。刑事古典学派的代表人物贝卡里亚就认为，“当一部法典业已厘定，就应逐字遵守，法官唯一的使命就是判定公民的行为是否符合成文法律”，“一切额外的东西都是擅权，而不是公正，是杜撰而不是权利”，因此法官只不过是 “法律的喉舌”（孟德斯鸠语）。由于罪刑擅断是公民权利和法治社会的大敌，因此刑事古典学派的观点在现代法治社会中仍有一席之地。人们普遍认为“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只是现行刑法规定幅度内的量刑权”，有的学者甚至干脆将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称之为“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注1从而否定了法官定罪的自由裁量权。
笔者认为，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是法官在法律规定的原则和范围内运用法律的权利，说到底，是法官的认识、判断、评价和决断最集中的反映。由于“法官不能拒绝裁判”，所以无论是在英美法系国家或是在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官，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情况下，都必须对被告人罪与非罪作出自己的抉择，其“自由裁量”的主观性是勿容置疑的。
“罪由法定”有两层涵义，即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罪与非罪要从法律的规定。前者界定了罪的范围，后者确定了罪的构成。相应的，定罪也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被告人的行为是否属于刑法规定的范围，第二是该行为是否刑法规定的犯罪行为。
就定罪的第一层涵义而言，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是非常有限的。我国1979年颁布施行的刑法中规定了类推适用制度，类推显然超出了“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范围，这就给法官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对被告人定罪提供了法律依据。是否适用类推和类推何罪，法官有权自由裁量。但“类推”赋予法官的权利实在太大，“权力滥用”的风险太高，因此刑法作出了严格的限制，且规定必须报最高人民法院批准。1997年我国颁布施行修正后的刑法，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法官没有了对被告人定罪的自由裁量权。
定罪的第二层涵义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刑法规定有清楚明确的标准，罪与非罪的界限非常清楚，不会因为法官不同而对 “罪与非罪”产生歧义。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定罪时的自由裁量权是非常有限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法律的喉舌”。如根据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的规定，只要是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定罪处罚。法官对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行为人定罪，就没有自由裁量的权力。另一种情况是刑法对个罪的规定比较原则，罪与非罪没有清晰绝对的界限，需要法官对法律进行解读或对是否“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作出自己的判定。在这种情况下，法官的主观认识和判断对认定被告人是否有罪，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如刑法分则中以情节是否严重认定犯罪与否的规定，当缺少明确具体的立法或司法解释时，法官对“情节是否严重”的认定，就属于法官自由裁量的权力。
由于刑法是利用过去的经验，立足于现在而着眼于未来，因此无论多么高明的立法，在丰富而复杂且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面前，相对于犯罪而言都是滞后的。全世界没有一部，也不可能有这样一部完美无缺的刑事法典，可以把现在及将来的各种犯罪及犯罪形态包揽无遗，从而让法官纯粹只是“法律的喉舌”。我国的刑法也不例外，自产生之日起，法律漏洞和缺陷就如影随形，法官作为法律的执行者，其司法经验、知识水平和社会阅历，不可避免地在弥补刑法的缺陷和不足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罪由法定”天生就是一个畸形儿，在司法实践中必须有自由裁量权的扶助，就如约翰•格雷所言：“归根结蒂，立法机关所说的只是语言，而这些语言的真实意义是由法官来说的”。要排斥法官在定罪中的自由裁量权，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二、“定罪”的自由裁量权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了六种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其中第一种与我国《刑法》第十五条相呼应，即“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这一规定既具有“刑由法定”的立法意义，也具有是否构成犯罪由法官裁判的司法意义。就其司法意义而言，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属于法官自由裁量的权力。这种自由裁量权在一些疑难案件的审判中，确实出现了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立法冲突导致罪与非罪的界限混淆不清，给定罪造成困惑。
刑法第三百五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根据1992年12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所作《关于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答》（以下简称《解答》）第七条，所谓“情节严重”是指“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在“三人”或“三次”以上。由于“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在“三人”或“三次”以上就要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哪怕是只有“一人”或“一次”，都认定构成犯罪，而且比照上述规定的理刑范围，对被告人判处一年以上有期徒刑。
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三十条规定，“严厉禁止卖淫、嫖宿暗娼以及介绍或者容留卖淫、嫖宿暗娼，违者处十五日以下拘留、警告、责令具结悔过或者依照规定实行劳动教养，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解答》的法源即１９９１年９月４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第三条也明确规定：“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情节较轻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三十条的规定处罚”。可见“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行为并不当然都构成犯罪。
由于立法的冲突，当“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行为情节较轻时，对同一行为认定罪与非罪都有法律依据，这是令人非常困惑的。其造成的直接后果是起诉到法院的，均以犯罪论处；处以治安处罚的，也不是错误。行为人罪与非罪，取决于司法人员的自由裁量。
（二）立法缺陷使法律之间的规定缺乏有机的联系，导致定罪中出现分歧。
被告人某甲与其妻因家庭纠纷矛盾激化，将其妻撵出家门。民警接报后前往处理，双方发生肢体冲突，民警皮肤被抓伤。某甲因此被处以行政拘留十五天。拘留期满后某甲回家与妻和好并外出打工。一月后警方以某甲的行为已构成妨害公务罪为由，撤消对某甲的治安行政处罚决定，并通过网上追逃将某甲抓获并刑拘，随后移送检察院向法院提起公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十九条第（七）项规定，“拒绝、阻碍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的”，“处十五日以下拘留、二百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规定，“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按照上述规定，“是否使用暴力”是确定被告人阻碍国家工作人员执行公务属一般违法行为还是犯罪的分界线。有的审判人员认为，被告人某甲在阻碍民警依法执行职务时使用了暴力，因此其行为构成妨害公务罪。但有的审判人员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这不仅是对法律的机械理解，也是根本不能施行的。当执法对象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执法行为持抵触情绪，特别是涉及征地拆迁等比较敏感的问题时，往往会伴有暴力或威胁行为。如果都以犯罪论处，既不符合刑法立法的基本精神，事实上也是办不到的。对执法对象的暴力或威胁行为应具体案件具体分析，“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构成犯罪”。被告人某甲与其妻只是家庭纠纷，民警处理时虽然皮肤有抓伤，并无大碍，公安机关处以治安拘留并无不当。被告人与妻子和好外出打工后，公安机关又以妨害公务罪通过网上追逃将其抓获并移送起诉，其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都是令人遗憾的。之所以出现上述分歧，是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十九条第（七）项关于“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的”的规定过于绝对，如果将之改为“使用暴力、威胁方法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从而与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相互衔接，这个案件也许就不会发生了。
（三）对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不同理解，导致定罪中出现分歧。
例如被告人左某某盗窃案。左某某伙同他人于2005年6月6日和同月7日，两次盗窃十字扣件共计150个，价值人民币540元。因不到1000元，在重庆市不属盗窃数额较大，不构成犯罪，公安机关遂对其治安拘留15日并处罚完毕。此后查明左某某于2005年5月下旬的一天，还伙同他人在一建筑工地盗走了价值人民币972元的三相交流电焊机一台。公安机关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 “违法行为构成犯罪，人民法院判处拘役或者有期徒刑时，行政机关已经给予当事人行政拘留的，应当依法折抵相应刑期。违法行为构成犯罪，人民法院判处罚金时，行政机关已经给予当事人罚款的，应当折抵相应罚金”的规定，认为左某某的行为已构成犯罪，遂撤销处罚决定，移送公诉机关提起公诉。有的审判人员同意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意见，但有的审判人员认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1992年12月11日发布的《关于办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十一项规定，“对于多次盗窃构成犯罪，依法应当追诉的，应累计其盗窃数额，论罪处罚。对已经处理过的盗窃行为，即使原处罚偏轻，也不能重新计算其盗窃数额，重复处罚”，因此对左某某伙同他人盗窃扣件150个的违法行为，不应再追究刑事责任。左某某伙同他人盗窃的电焊机价值未达到1000元的立案标准，其行为不构成犯罪。
（四）被告人的违法行为处于罪与非罪的模糊区域，需要由审判人员分析认定的案件，主要是刑法分则中以情节是否严重定罪，且缺乏具体定罪标准的的案件。如刑法第二百四十三条对诬告陷害罪的规定，第二百四十六条对侮辱罪的规定，都是以情节严重作为构成犯罪的条件，但何谓“情节严重”并无相关的司法解释，事实上面对“诬告陷害”和“侮辱”罪情节的复杂性，恐怕也不可能作出一一对应的司法解释，因此只能由法官根据案情“自由裁量”。
三、自由裁量权的原则和限制
人们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提出怀疑是确有道理的，因为任何权利都具有扩张和滥用的本能，正如孟德斯鸠所说，“任何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都要到达边界时才停止,没有边界的权力是一种无休止的任意性的权力,必然弊害无穷”。“定罪”的自由裁量权与罪刑擅断、司法专横之间只有一步之遥，如果我们不为它设定一个“边界”，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法官或其他司法人员滥用自由裁量权，上下其手、出入人罪的现象，甚至给权力寻租创造条件，使自由裁量权成为司法腐败的工具。
我们的立法者们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这不仅体现在新刑法对类推适用规定的废弃，而且体现在新刑法颁布实施以来，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对刑法条款不断作出的解释，对罪与非罪界限模糊的加以细化，使之明确具体。如对盗窃罪中的数额较大的具体金额的确定及调整；对如何认定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罪情节严重，制定出具体标准和范围；非法购买和运输赃物罪的犯罪对象为汽车时，对如何认定被告人是否明知设定具体条件。这些司法解释有效地限制了法官定罪的自由裁量权，给定罪的统一创造了必要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