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人大


湖北省未成年人保护实施办法（修正）
颁布单位:湖北省人大常委会

颁布时间:19971203

实施时间:19980101

内容分类:未成年人保护

题注:（１９９２年１１月３０日　湖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３０次会议通过　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３日湖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３１次会议修改）

目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家庭和学校保护

第三章 社会保护

第四章 司法保护

第五章 奖励和处罚

第六章 附则



正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以下简称《未成年人保护法》），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未成年人，是指居住或进入本省境内的未满十八周岁的公民。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加强领导，并采取组织措施，协调有关部门和团体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第四条 全社会应当共同努力，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对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应当及时制止并处理。 未成年人应当自尊、自爱、自律、自强，增强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抵制不良倾向的影响，努力学习，奋发向上，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

第二章　家庭和学校保护

第五条 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对未成年人应依法履行监护职责和抚养、教育义务，不得虐待、遗弃未成年人；不得歧视女性未成年人或者有残疾的未成年人；没有监护措施，不得让未成年人分户独居。禁止溺婴、弃婴。发现溺婴、弃婴的，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要查明责任人，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六条 不得允许和强迫未成年人结婚，禁止以未成年人换亲或以任何形式让未成年人当童养媳。对未成年人结婚的，婚姻登记机关应宣布婚姻无效，双方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应负责监护其不再与对方同居。属强迫结婚的，应提请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

第七条 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学校教师，要以健康的思想、良好的行为和适当的方法教育、影响未成年人，引导未成年人进行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发现未成年人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应及时管教、制止、纠正：（一）吸烟、酗酒； （二）旷课、逃学、弃学、流浪或夜出不归； （三）赌博、盗窃、吸毒、卖淫； （四）斗殴以及携带公安机关明令管制的刀枪或其他可能致人严重伤害的器械和物品；（五）损坏公共财产和设施； （六）参与迷信活动和不正当娱乐活动； （七）组织、参加帮会等非法组织； （八）其他违法或违背社会公德的活动。

第八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学校和社会其他人员，对受违法犯罪分子引诱、胁迫而无力摆脱的未成年人应予保护。已经或可能对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构成威胁、伤害时，应及时报告公安机关，采取必要的保护性措施。

第九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以及学校的教职员，不得使正在接受义务教育的未成年人辍学、退学，也不得强行要求其转学。学生按规定退学注销学籍，必须报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对未完成规定年限义务教育的未成年人，学校不得非法强迫学生退学。

第十条 对体罚、变相体罚未成年学生或儿童和有其他侵害未成年人人身权利行为的教职员，学校、幼儿园（所）和教育行政部门应加强教育，经教育仍不悔改，不适宜在学校、幼儿园（所）工作的，应采取措施及时调离。造成严重后果的，应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十一条 学校、幼儿园（所）应对校舍和其他教育、教学设施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并按规定申请房产管理部门鉴定，发现有危及人身安全、健康的校舍和其他设施，不得让未成年人在其中活动，并应及时向主管部门报告，予以维修、改建、重建。

第十二条 家庭、学校及有关单位应对未成年人进行交通规则和其他安全教育。在未成年人集中出入较多的交通道口，公安交通部门应设置必要的交通安全保护设施和警戒识别标志。

第十三条 中小学应该根据学生年龄、身体等情况，组织学生参加适度的体力劳动，进行劳动技能教育，依照教学大纲安排学生参加必要的勤工俭学、社会实践活动，有关部门和单位应予以支持。占用上课时间组织中小学学生参加社会宣传和社会服务工作，须经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批准。

第十四条 校办工厂和勤工俭学单位不得安排学生在有毒、有害、危险场所工作，也不得安排学生从事繁重体力劳动和加班加点。 校办工厂和勤工俭学单位组织学生参加生产性劳动，应付给学生适当的劳动报酬。未成年人因参加公益劳动发生意外伤亡的，组织者和受益单位应共同承担医疗、抚恤等责任。

第十五条 学校、幼儿园（所）除按国家规定收取费用外，禁止另立收费项目或提高收费标准，不得以罚款等方式惩罚未成年人。禁止学校、幼儿园（所）利用教学之便，强迫或变相强迫学生购买商品。教育行政部门应配合有关部门，对学校、幼儿园（所）执行上款规定的情况定期进行检查监督。

第三章　社会保护

第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将适合未成年人文化体育生活需要的活动场所和设施建设，纳入本地区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 城镇青少年文化、体育活动阵地建设应当符合当地城镇建设规划，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挤占供青少年活动的场地、设施。加强城镇青少年文化、体育活动阵地的管理，应当正确处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防止片面追求经济利益。

第十七条 禁止任何单位或个人胁迫、引诱未成年人进行残忍、恐怖、色情等摧残身心健康的表演。 严禁任何组织和个人向未成年人出售、出租或以其他方式，传播内容反动和宣扬淫秽、暴力、凶杀、恐怖的图书、报刊、音像制品。一经发现，文化市场主管部门应会同有关部门严肃查处。

第十八条 营业性歌厅、舞厅、酒吧、夜总会、通宵电影院及其他不适宜对未成年人开放的文化娱乐场所，有关主管部门和经营者应当采取措施，设置明显的禁入标志，不得对未成年人开放。

第十九条 鼓励企业和科研单位组织研究、生产有益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食品、用品、玩具或其他消费品。 专供婴幼儿的主、辅食品，必须符合国家制定的营养、卫生及包装标准。

第二十条 公安、教育等部门应共同配合，保障中小学、幼儿园（所）的正常秩序，制止和查处下列行为： （一）哄闹、干扰和破坏正常的教学秩序；（二）在学校、幼儿园（所）的教室、寝室、活动室和其他未成年人集中活动的室内吸烟，以及其他污染和破坏学校、幼儿园（所）学习和生活环境的行为； （三）其他影响学校、幼儿园（所）秩序的行为。

第二十一条 保护未成年人的肖像权、荣誉权。未经未成年人本人和监护人的许可，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使用未成年人的肖像，不得非法剥夺未成年人的荣誉称号.

第二十二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对披露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造成不良后果的，应依法追究责任。禁止诽谤、殴打未成年人或剥夺未成年人的人身自由。对拐卖、拐骗、绑架未成年人的，依法从严惩处。对被拐卖、拐骗、绑架的未成年人，有关部门应做好解救工作。

第二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加强社会福利建设，妥善解决有残疾的未成年人的学习、生活、医疗等问题。鼓励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兴办有残疾的未成年人福利事业。各级人民政府、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应积极为有一定劳动能力的已满十六周岁的有残疾的未成年人创造就业的条件。

第二十四条 已完成义务教育不再升学的未成年人，应组织他们接受职业技术教育、培训。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应积极创造条件，广开就业门路，使他们尽快就业。凡符合就业条件的女性未成年人，在就业和劳动报酬方面享有同男性平等的权利。

第四章　司法保护

第二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司法机关、学校、家庭和有关单位，要切实做好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预防和矫治工作，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方针，教育、感化、挽救违法的未成年人。

第二十六条 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采取下列方法矫治：（一）有轻微违法行为的未成年人，由所在学校、单位、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当地派出所或群众治保组织与其监护人共同进行规劝和教育； （二）十二周岁以上不满十八周岁具有违法和轻微犯罪行为屡教不改的未成年人，需送工读学校就读的，应按有关规定办理手续。（三）已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加以管教，必要时，也可由政府收容教养。

第二十七条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应采取适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方式、方法，一般不得使用械具。对拘留、逮捕、收容审查、劳动教养和劳动改造的未成年人，应同羁押或服刑的成年人分押、分管、分教。

第二十八条 各级人民法院可设立未成年人法庭，审理涉及未成年人的犯罪案件。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也可设立专门机构或确定专人办理未成年人案件。

第二十九条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劳动教养所和少年犯管教所，应当尊重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采取多种形式进行教育，开展帮教和转化工作。家庭、学校及有关单位有责任配合做好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教育挽救工作。

第三十条 保护未成年人继承、接受赠予或以其他合法方式获得财产的权利。 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登记，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和财产纠纷案件，应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保护未成年人受抚养和受教育的权利以及财产权。在确定未成年人随父或随母生活时，对十周岁以上的有识别能力的子女，应当尊重其本人的意愿。

第三十一条 劳改、劳教单位对正在服刑和接受劳动教养、收容教养的未成年人，应当加强管理教育和思想改造工作，组织他们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参加文化技术学习，并根据社会需要，进行定向培训，为他们刑满释放或解除劳动教养后就学、就业创造条件。学校、企业事业单位和劳动行政部门应维护被人民检察院免予起诉、人民法院免除刑事处罚或者宣告缓刑，以及被解除收容教养或刑满释放的未成年的复学、升学、就业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

第五章　奖励和处罚

第三十二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单位和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或有关部门、单位给予表彰和奖励：（一）从事未成年人教育保护工作，成绩显著的； （二）创作出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优秀作品的； （三）教育、挽救违法犯罪未成年人事迹突出的； （四）与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行为作斗争表现突出的。（五）其他对未成年人保护事业贡献较大的。

第三十三条 凡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和本办法的，除按照《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六章的规定分别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外，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按相应处罚办法处理：（一）遗弃未成年人的，责令责任人领回被遗弃者，依法履行抚养、教育责任，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营业性舞厅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对未成年人开放的，由文化市场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屡教不改的，按《湖北省文化市场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处罚。（三）向未成年人提供食品不符合食品卫生规定，按违反食品卫生法的有关规定处罚。 （四）以泄露未成年人隐私等方式侵犯未成年人名誉权的，应赔偿损失。情节严重，造成严重后果的，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五）侵犯未成年人肖像权的，应赔偿损失，以营利为目的非法使用未成年人肖像的，应没收非法所得。 （六）父母拒不履行抚养义务的，其所在单位或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可从其收入中扣缴应付抚养费，也可通过法院拍卖其财产充抵抚养费。情节恶劣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七）胁迫、诱骗未成年人进行残忍、恐怖、色情表演的，应立即制止、情节严重的，公安、工商、文化等行政部门应按其职责分别责令停业整顿，并对直接责任人予以治安处罚。（八）哄闹、干扰、破坏教学秩序的，由公安机关给予治安处罚。

第三十四条 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当事人有权直接或通过监护人向侵权人所在单位及其上级主管部门、侵权行为发生地的公安机关、未成年人保护机构投诉或请求保护，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三十五条 接到举报、投诉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案件的部门应予以受理，不得推诿。受理部门在接到举报、投诉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处理，重大复杂案件可延长十五天。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处理决定应及时通知举报人、投诉人、被害人及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第三十六条 当事人对依照本办法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条例》的规定，向上一级行政机关申请复议或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三十七条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问题由省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本办法自１９９３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政府采购中的回避制度

作者：谷辽海
论文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发表时间：2005年6月10日

政府采购中的回避制度，根据现行法律规定，是指采购人员及其相关人员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与供应商有利害关系的，必须主动请求回避或者根据当事人供应商的申请，采购主体依法予以替换，由他人履行职务的一种法律制度。

为保证政府采购交易过程和交易结果的公平和公正，充分保护政府采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我国《政府采购法》第十二条建立了回避制度。这是我国首次在公共采购领域里提出了回避的概念。

回避制度源于司法程序，在行政执法程序中也广泛运用，但我国的《招标投标法》未对此做出任何规定。政府采购法在总则这一章节里对回避问题作了强制性的规定，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虽然有了明确的法律规范，但两年来的实际执行效果并不乐观。分析其原因，笔者认为，我国的政府采购回避制度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现行法律未能清楚界定需要回避的采购人员。在具体的政府采购过程中，采购项目往往都是由许多工作人员共同来完成的。其中有负责项目和预算审批的，有制作招标采购文件的，有发布采购信息的，有审核供应商资格和采购文件的，等等。在这些过程中，往往有许多相互联接的环节，知悉采购项目详情的工作人员有很多，法律所规范的“采购人员”是指经手哪些环节的呢？具体又包括哪些人员呢？法律虽然对需要回避的“相关人员”进行了罗列，如：招标采购中评标委员会的组成人员，竞争性谈判采购中谈判小组的组成人员，询价采购中询价小组的组成人员等。

但这种例举立法一方面没有对概念的内涵进行阐述，另一方面没有穷尽必须回避的人员。况且，也仅仅从外延上说明了“相关人员”。让人更为遗憾的是，具体负责操办采购项目，且对采购结果有着重要影响的“采购人员”，政府采购法无任何内涵和外延的立法解释。我们都知道，完成一次政府采购项目有许多环环相扣的链，参加竞争的往往也有许多供应商，不论采取那种采购方式，采购人员与供应商一对一进行交易的场合是较少发生的。可见，现行法律没有全部涵盖回避人员。

回避事由中的“利害关系”至今尚无立法解释。众所周知，“利害关系”本身的内涵极其丰富。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现实的社会，始终处于各种利害关系中，离开了这种利害关系，谁都无法生存。因此，每个人所处的社会关系本质上就是利害关系。比如同学、同乡、师生、战友、校友、同事、血亲、姻亲等社会关系，在具体的政府采购活动中，都可能会发生在采购人员和供应商之间。如果将这些社会关系都列为回避缘由，如果将所有的利害关系都纳入回避缘由，可能导致采购主体中没有一个符合法律规定的采购人员来经办采购项目。

由于法律没有对“利害关系”进行界定，导致许多供应商无法有效提出回避申请。那么如何理解采购人员及其相关人员与供应商有“利害关系”呢？笔者认为，所谓的利害关系，是指对政府采购项目的中标结果或者成交结果具有直接影响的人员。《政府采购法》在对“利害关系”的内涵进行界定的同时，还应指出“利害关系”的外延，可将我国三大诉讼法中有关“回避”的法律规定移植到政府采购法律制度中。在确定“利害关系”为回避前提条件下，进一步详细列举回避的法定情形。

现行法律没有明确回避的受理机关和程序。回避分为自行回避、申请回避和指令回避三种形式。在三种回避的形式中，由什么样的机关来主管，我国的政府采购法和财政部的相关行政规章都没有规定。实践中，回避的受理机关分别有采购人、集中采购机构和以营利为目的社会中介代理机构。采购人员自行回避的受理机关一般不会产生异议，通常为其所在单位。指令回避、相关人员的自行回避、供应商的申请回避，这些回避形式，由什么样的机关来决定，回避的复议申请又该向什么样的受理机关提出，我国的政府采购法应该明确。此外，笔者认为，法律还应该明确规定，政府采购活动开始时，采购主体应告知当事人有申请回避的权利和回避申请的期间，当事人必须在此期间提出回避申请。

现行法律没有规定采购主体负责人和主管机关负责人的回避制度。采购人员及相关人员在政府采购过程中虽经手、承办具体的采购项目，都能够或多或少影响采购结果，但对于重大事项往往无权决定，对于预中标或成交结果通常不能起决定作用。而享有权力的又不是“采购人员”和所谓的“相关人员”，比如采购主体业务部门负责人、行政首长、主管部门的上司等。这些人员虽不具体操作采购项目，但对政府采购交易过程和交易结果有着直接的影响，且都是举足轻重的。从某意义上来说，这些人员的回避相对于采购人员的回避显得更为重要。

此外，在实际的采购活动中，采购主体的预中标、成交结果还需要经过政府采购监督机关的审批。审批机关的承办人和负责人不是采购人员，不属于现行法律所规定的回避情形，但却直接影响着采购结果。故笔者认为，我国的政府采购法非常有必要建立采购主体负责人和主管机关负责人的回避制度。（７）

（注：本文作者为北京市辽海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