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部 国家改革和发展委员会 公安部等


商务部 发展改革委 公安部 税务总局 工商总局关于印发《清理整顿大型零售企业向供应商违规收费工作方案》的通知

商秩发[2011]48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清理整顿大型零售企业向供应商违规收费工作方案》已经国务院批准，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商务部　　发展改革委　　公安部　　税务总局　　工商总局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清理整顿大型零售企业向供应商违规收费工作方案


　　近年来，零售行业发展迅速，对搞活流通、改善民生、引导生产、扩大消费发挥了积极作用。零售商供应商合作关系总体趋势向好，但一些大型零售企业利用市场优势地位，以多种名目向供应商违规收费，加剧零售商与供应商之间的不公平交易，增加部分供应商经营成本，造成国家税收流失，且易滋生商业贿赂。为维护市场秩序和公平交易，促进零售业健康发展，依据《合同法》、《价格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零售商促销行为管理办法》、《关于商品和服务实行明码标价的规定》等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经国务院批准，自2011年12月至2012年6月，商务部、发展改革委、公安部、税务总局、工商总局五部门在全国集中开展清理整顿大型零售企业向供应商违规收费工作。方案如下：

　　一、清理整顿的范围

　　清理整顿主要针对利用市场优势地位向供应商违规收费的超市、百货店、电器专业店等大型零售企业（以下称零售商）及其下属门店。零售商主要是指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企业（集团）：

　　（一）最大单店营业面积超过6000平方米（含）。

　　（二）门店数超过20家（含）。

　　（三）2010年销售额超过20亿元人民币（含）。

　　不符合上述条件，但供应商反映其存在违规收费行为的零售商，可由省级商务、发展改革（物价）、公安、税收、工商等部门研究纳入清理整顿范围并报国务院有关部门。

　　二、清理整顿的内容

　　买断经营的零售商的主要收入来源是进销差价，出租柜台的零售商的主要收入来源是租金，代理销售的零售商的主要收入来源是代销费。根据有关规定，零售商可以收取促销服务费。在以上费用之外，零售商向供应商收取的其他所有费用均应纳入清理之列。在清理过程中，要首先区分收费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是否符合自愿、公平、诚信的原则，是否全额用于向供应商提供相应服务，凡不符合这些规定的均应予以整顿。

　　（一）规范促销服务费。促销服务费是指依照合同约定，为促进供应商特定品牌或特定品种商品的销售，零售商以提供印制海报、开展促销活动、广告宣传等相应服务为条件，向供应商收取的费用。零售商向供应商收取促销服务费，应事先征得供应商同意，订立合同，明确约定提供服务的项目、内容、期限以及收费的项目、标准、数额、用途、方式、违约责任等内容。零售商收取促销服务费要遵循收支平衡的原则，收费后应按照合同约定向供应商提供相应服务，不得擅自中止服务或降低服务标准。零售商未完全提供相应服务的，应向供应商返还未提供服务部分的费用。零售商应将所收取的促销服务费登记入账，向供应商开具发票并按规定纳税。

　　（二）禁止违规收费。零售商利用市场优势地位，向供应商收取的合同费、搬运费、配送费、节庆费、店庆费、新店开业费、销售或结账信息查询费、刷卡费、条码费（新品进店费）、开户费（新供应商进店费）、无条件返利等均属于违规收费。重点禁止违规收取下列费用：一是以签订或续签合同为由收取的费用。二是向使用店内码的供应商收取超过实际成本的条码费；或者在商品供应商已经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商品条码并可在零售商经营场所内正常使用，但零售商仍向商品供应商重复收取的店内码费用。三是店铺改造、装修（饰）时，向供应商收取的未专门用于该供应商特定商品销售区域的装修、装饰费。四是与促销无关或超出促销需要，以节庆、店庆、新店开业、重新开业、企业上市、合并等为由收取的费用。五是要求供应商无条件提供销售返利，或者约定以一定销售额为返利前提，供应商未完成约定销售额须返还的利润。六是其他与销售商品没有直接关系、应当由零售商自身承担或未提供服务而收取的费用。

　　（三）落实明码标价。零售商向供应商收取的任何费用，均应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明码标价。明码标价的形式，可以是标价牌、价目表、价格（收费）手册或者电视显示屏、电脑查询、多媒体终端等；明码标价的内容，应包括收费（服务）项目、服务内容、收费标准（价格）、收费条件等。没有明码标价，或者收费项目、标准、金额等与明码标价不一致的，均应予以清理整顿。

　　三、清理整顿的步骤

　　成立由商务部牵头的清理整顿大型零售企业向供应商违规收费工作部际协调小组（以下简称部际协调小组），发展改革委、公安部、税务总局、工商总局参加，部际协调小组日常工作由商务部承担。各省（区、市）人民政府建立相应由商务主管部门牵头的清理整顿大型零售企业向供应商违规收费工作协调小组，制订本地区具体实施方案，全面动员部署清理整顿工作，实施方案于12月30日前报部际协调小组。各省（区、市）协调小组每周向部际协调小组报送工作进展情况，部际协调小组定期向国务院报送简报。

　　（一）自查自纠。零售商要对照清理整顿的内容，对2010年1月至2011年12月期间向供应商收费情况开展自查自纠，如实填写自查自纠表（见附件1）。零售商自查自纠结果由其企业（集团）总部于2012年1月15日前向总部所在地的地市级商务主管部门报告，地市级商务主管部门于1月18日前报省（区、市）协调小组，省（区、市）协调小组于1月20日前报部际协调小组。自查自纠情况随时向社会公布。

　　（二）联合检查。2012年2月至4月，各省（区、市）协调小组组织商务、发展改革（物价）、公安、税务、工商等部门开展联合检查（检查表见附件2），总体情况于2012年4月30日前报部际协调小组。检查要覆盖本辖区符合清理整顿范围条件的所有零售商及门店；对跨省（区、市）经营的零售商，检查期间要与其总部所在地的协调小组密切沟通。对检查中发现自查不到位的违法违规问题要从严处理，对发现自纠不到位的要严格监督整改。各省（区、市）协调小组要广泛听取供应商意见，接受对零售商涉嫌违法违规情况的举报并及时查处。商务部、发展改革委、公安部、税务总局、工商总局组织联合检查组，选取重点企业进行联合检查；适时派出联合督查组，督查重点地区工作进展情况。

　　（三）严肃整改。各省（区、市）协调小组成员单位要加强整改监督指导，收取使用促销服务费不符合规定的要加以规范，违规收取的费用要责令返还，未明码标价的要监督落实，督促企业限期整改并建立完善相关制度，对涉嫌犯罪的要将案件及时移送司法机关。对重点地区，商务部、发展改革委、公安部、税务总局、工商总局组织第二次联合督查，督查清理整顿工作情况。及时曝光典型案例，向社会公布有关整改结果。

　　（四）建章立制。各省（区、市）协调小组成员单位分类梳理清理整顿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提出政策建议，统一上报部际协调小组。部际协调小组汇总分析成员单位和各省（区、市）协调小组反映的问题和建议，提出引导企业改善经营发展方式的制度措施，推动完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

　　各省（区、市）协调小组于2012年6月20日前向部际协调小组报送本地区清理整顿工作总结，部际协调小组及时汇总有关情况，向国务院上报整体工作总结。

　　四、清理整顿的要求

　　（一）加强领导，落实工作责任。部际协调小组负责统一指导全国清理整顿工作，积极协调督导，认真检查总结。各省（区、市）协调小组负责统一领导和组织本地区清理整顿工作，明确目标任务，细化责任分工，抓好组织实施，及时报送工作进展。

　　（二）各司其职，形成工作合力。商务主管部门负责整体组织协调，牵头组织约谈零售商和规范促销服务费工作。发展改革（物价）部门负责加强市场价格监管，规范经营者价格行为，依法查处各类价格违法和价格垄断行为，牵头负责清理整顿未按规定实行明码标价的行为。税务部门对涉嫌税收违法行为的零售商开展税收检查，并依法予以处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查处商业贿赂、促销活动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会同发展改革（物价）部门清理大型零售企业利用市场优势地位违规收费的行为。公安机关对涉嫌商业贿赂及其他经济犯罪行为及时立案侦查。各部门要根据职能分工，各负其责，协调配合，在清理整顿工作中发现其他违法违规行为，要及时依法查处；涉嫌犯罪的案件，行政执法部门要及时移送司法机关。充分发挥零售商、供应商行业协会的作用，促进公平交易。

　　（三）加强宣传，强化社会监督。部际协调小组将通过行业协会等机构组织符合条件的零售商积极参与，主动开展自查自纠并接受社会监督。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作用，曝光违法违规典型案件，震慑警示违法违规行为，宣传工作成效，形成良好工作氛围。部际协调小组专设举报投诉渠道,接受企业和个人的举报投诉，电子邮箱:qlzd@mofcom.gov.cn；邮政信函:北京市东长安街2号商务部市场秩序司，邮编100731；电话：010-85093316。各省（区、市）协调小组也要设立举报投诉渠道并向社会公布。对于举报投诉发现的线索，协调小组成员单位要根据分工认真核查，属实的要严肃查处。

　　（四）完善法规，建立长效机制。商务部、发展改革委、公安部、税务总局、工商总局等部门在开展清理整顿工作的基础上，总结经验，进一步研究完善规范大型零售企业违规收费的制度措施，推动零售商供应商建立公平的交易关系。发展改革委、商务部等部门要从清理整顿大型零售企业违规收费工作入手，深入研究清理和规范流通环节所有不合理收费问题。

　　附件：

　　1.零售商自查自纠表
http://www.mofcom.gov.cn/accessory/201112/1324891554500.xls
　　2.清理整顿大型零售企业向供应商违规收费联合检查表
http://www.mofcom.gov.cn/accessory/201112/1324893829947.xls
　　3.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条文
http://www.mofcom.gov.cn/accessory/201112/1324892164862.doc
试论我国宪法变迁制度

黄奕新


宪法变迁是宪法学研究的一个现代话语。改革开放以来，从“良性违宪”到“惯性修宪”的种种不规范现象，引导着我们对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冲突关系进行认真地思考。
一、从“良性违宪”到“惯性修宪”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不少所谓“良性违宪”的事件，按照学者的列举，如1978年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只能“解释宪法和法律，制定法令”，没有制定法律的权力，但由于改革开放的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1979年至1982年间共制定了11个法律。又如1988年以前，深圳等经济特区突破1982年宪法关于土地不得买卖、出租的规定，将土地使用权出租。再如1982年宪法规定“实行计划经济”，然自1992年以来、在1993年修宪前，国家领导人就已多次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经济体制”。该学者认为，上述违宪事件，虽然违背了当时的宪法条文，但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可称之为“良性违宪” 。这种“良性违宪”论虽然也强调对违宪事件进行有条件的限制，但基本上是倾向于通过确认“良性”这样一种强烈的价值判断，率直地为改革开放实践对宪法规范的冲击进行辩护。
显然，在坚持改革开放与维护宪法秩序之间，存在着难以绕开的矛盾。成文法的局限性，在此表露无遗。第一，成文法的保守性与社会生活的发展性相矛盾。法律具有保守主义倾向，这根源于法律的性质，因为一个规则体系不会天天发生变化，而社会在变化，其典型特点是比法律的变化快，在社会发生危机时，法律往往遭到破坏，为不连续的、有时是突然性的调整留下余地。在法律体系中，宪法由于其制定和修改的程序最为严格，因而稳定性也最强，与之相应地，其滞后性也最为突出，最容易“成为进步和变化的桎梏”。第二，成文法的僵硬性与社会生活的灵活性相矛盾。法律规则总是表现为适用于一般情况而不是每一个个别情况。而社会生活总是具体的、千变万化的。指望制定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帝王规则”，来调整一切社会生活，是不现实的。第三，成文法的控制性与社会生活的越轨性相矛盾。法律对社会是通过控制而形成秩序的，但如果法律秩序对社会生活的控制过严、过硬，那么某些有益的补充和经验的形成就可能被窒息了。某些“越轨行为”具有合理性，因为它可能是社会群体中部分人的最先觉醒，并可能最终带来整个社会体制的必然性变化。企图用法律对社会实行天罗地网式地严密控制，不仅不可能，而且可能导致管理过头、统得过死的结局 。
正是基于成文法的局限性，“良性违宪”论者认为，“良性违宪”是社会变革所必需的，也是法律进步不可或缺的“序曲”。但是，这一论说与公认的宪政精神不相符合，其一经提出，便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进而受到尖锐的批评。学者们认为，“良性违宪”也是违宪，甚至比“恶性违宪”更为可怕，因为它可能助长那种无视宪法权威的倾向。其中，韩大元教授的言论更蕴含着强烈的问题意识，他指出，“我国宪政历史的主要教训是轻视规范意识，片面地强调社会政治的必要性，在有意或无意之中形成了轻视宪政的潜在意识，习惯于规范让位于现实。 ”在我们现在看来，“良性违宪”论本质上是人治观对宪政潜意识地排斥。其把抽象的政治标准凌驾于宪法制度之上，必然否定宪法的普遍效力，破坏宪政提供的可预测性功能，最终将重蹈“法律虚无主义”的覆辙。值得庆幸的是，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这一悖论已最终被摒弃，宪法的至高权威性至少在理论上是不可挑战的，而即使实践中还不可避免的一些违宪行为，也不再公然地“抬头”宣称自己“良性”了。
但是，在中国规范宪法诞生之前，我们的宪政实践仍然受到“非规范行为”或“超规范行为”的冲击，这就是所谓“惯性修宪” 。姑且从1982年现行宪法颁布实施算起，在短短的22年内，我国进行四次修宪(几乎每五年一次)，形成31条修正案，并存在着许多对修正案的修正。对这些修正案做些梳理，就会发现一些可以被称为观念性的修宪占很大比例，并一直延续到今天。如加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等。加入“依法治国”，在有学者看来也只是一个观念性的变化，而没有更具体的制度变迁。有些修宪原是制度性的，但对其的再修正又成了观念性。比如1988年修宪，作为对社会主义经济转型的回应，规定社会主义私有经济和个体经济对公有制是一种“必要补充”，这可以视为制度性修宪，因为它实际上承认个私经济的合法性，但是1999年修宪，将这个“必要补充”改为“重要组成部分”，则是地道的观念性修宪。一个例外是，在主席这个职位上增加了“进行国事活动”这项职能，为主席参加国事活动，增加了合宪性的规定。但显然，这一难得的制度性修宪，并没有引起社会、官方乃至学者的兴趣。相比之下，在四轮马车时代起草的美国宪法，在二百多年里，只作了十五次共二十四次修改。其宪法文本虽然变动甚少，但政治制度却随着不同时代，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例如，联邦政府从十八世纪末的“守夜人”角色转变为今天对社会事务无所不管的福利政府。可见，美国宪法的成长方式中，修宪是较少采用的，只在不得已时才动用 。
如前所述，实在宪法规范的修改，一方面固然可以说，这是执政者注意到社会变革的合宪性要求，矫正以往“良性违宪”行为。在此意义上，我们为改革开放欢呼鼓掌，看到修宪的进步性。但是，制宪权本质上仍是主权者的权力。一味地适就于社会变革，如此频繁的、甚至可以说是随意的修改宪法，主权者的权力则难以保障，宪法的秩序则难以维护，规范宪法意义上的中国宪法则难以最终形成。而依法治国的核心内涵就是实现宪法政治，而成熟的宪法政治又需要一个稳定的宪法秩序，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本来就缺少悠久的宪政传统的国家里，维护宪法的稳定性，确立宪法的权威，的确是实现宪法政治、实现依法治国的最起码的前提条件之一。因此，我们有理由要求加快社会变革步伐的同时，保持宪法的相对稳定性，避免频繁的修宪。而要避免宪法的频繁修改，又要使其不断适应社会变革，我们必须运用法律的智慧，在技术上创设一套合乎中国实情的宪法变迁制度。
二、宪法变迁概念的界定
从语义学的角度而言，汉语中“变迁”一词指事物的变化、变更、发展、进化、演变等。“宪法变迁”作为中国宪法学的一个话语，用于研究规范和现实冲突进而引起宪法规范变化、发展现象，仅是近几年的事，且其内涵似乎并不稳定，学界有时将其与其他词语混用。
在近代西文宪法学上，较早关注这一问题的学者是德国的费迪南德•拉萨尔。他在1892年《宪法本质》一文中，提出了“现实的宪法”概念，涉及到宪法规范与现实的关系问题 。
1928年，施密特在其《宪法理论》一书中提出“宪法变动”概念。我们知道，在中国传统法学中，“变动”一词通常指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如物权的变动。而施密特的宪法变动则是指宪法的废弃、排除、修改、取消和停止 。除了“修改”涉及宪法规范内容的改动，其他变动形态均指一国宪法在效力上的全部或部分、永久或一时的丧失，即我们常说的“废改停”问题。而施密特又将“宪法的修改”严格限定为“迄今为止具有效力的‘宪法律’的正文的变更”，可见，这里并没有涵盖因种种情形导致宪法条款实质内容被“无形修改”的其他变动形态。
最早提出“宪法变迁”概念的是德国公法学的集大成者叶林纳克。他在《宪法的修改与宪法的变迁》一书中指出，宪法修改是通过有意志的行为而形成的宪法秫的一种变更。而宪法变迁则是指条文在形式上没有变化，但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基于事态变化而发生的变更，包括几种情形：1、基于议会、政府及裁判所的解释而发生变更；2、基于政治上的需要而发生变更；3、根据宪法惯例而发生变更；4、因国家权力的不行使而发生变更；5、根据宪法的根本精神而发生变更 。
有台湾学者邹文海认为“变迁”一词的词义过于模糊，提出用“成长”一词涵盖宪法修改与宪法文字的自然适应、政治传统的补充、宪法的解释等 。
现代西文的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变迁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就是制度变迁问题。该学派则将制度变迁界定为制度创新或制度发展 。
综上，笔者认为宪法变迁的含义可从三个层面理解：其一指世界各国宪法、某种类型宪法或者某个国家宪法产生、发展的经过。其二指某国宪法修改的经过。其三指宪法条文本身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但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宪法条文的实质内容发生变化并产生一定的法律效力，也可说是宪法的“无形修改”。与宪法修改相比，作为宪法无形修改意义的宪法变迁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在某种宪法条文和社会生活冲突时，我们往往首先遇到的是宪法的自然适应过程，而不是宪法修改问题，更不是其他类型的宪法规范变动问题。因此，笔者认为，可以用“宪法变动”涵盖“宪法修改”与“宪法变迁”，同时广义上的宪法变动还可以指上述施密特所言之宪法废弃、排除、取消和停止。而“宪法变迁”一般专指法解释学意义上的宪法的无形修改，如从法社会学、法历史学角度还可以在更大时空上泛指一国或一部宪法产生、发展、变化、消灭的经过(但在此意义上更宜用“宪法进化”或“宪法演变”等语词)。
三、构筑我国宪法变迁制度的体系
要构筑我国宪法变迁制度体系，必须回答几个问题：1、中国宪政生活可能或者应当存在着哪些具体的宪法变迁形式？2、这些变迁形式之间存在如何的内在逻辑联系与区别？3、这些变迁形式是否满足充分必要性？这些不仅是理论问题，同时是实践问题，涉及到我们如何去构筑完整严密的宪法变迁制度体系，如何去具体设计这个体系中的每一个子制度。中国宪法学者们谈到中国宪法变迁制度内容时，通常都会提到诸如宪法解释、宪法判例、宪法惯例等，但是深入讨论整个体系构建的少矣。笔者试图对此作一粗浅分析。
(一)基于权力的功能性分解：宪法解释、宪法惯例、宪法判例
分权是近现代宪法的普遍原则。洛克和孟德斯鸠当时提出这个理论时，只是从国家机关权力的结构性分离和对权力制衡的必要性角度，予以考察。按照新近的观点，分权实际上是政治系统的功能性分解，不仅是应当的，而且还是可能的。按照这个理论，政治系统有三个功能，一是民意的表达，二是民意的执行，三是民意的复归，分别对应立法、行政、司法。立法是一个利益平衡、妥协退让、发现公共利益的过程，讲究民主决策而显得无效率；行政的基本特点的是效率，因为目标已经确定，它解决的是怎么样更有效的实现。司法意味着中立、被动和遵守先定规则，这决定它不可能和行政走在一起，因为行政是有立场的，总是认为自已是公共利益的代表，积极主动地行使权力。立法提供的是抽象和普适的规则，而行政、司法尤其是司法处理的是具体的个案，合理性与合法性经常处于二难境地 。可见，立法、行政和司法分别承担着政治系统的不同功能，体现出不同属性。这就决定了作为政治系统范畴的宪法变迁，也必需而且可能由这三个权力系统来共同参与完成。
一是宪法解释。因其带有较强的造法性质，可以限制、扩张、乃至变更原宪法规范，属最重要的宪法变迁形式，故可以赋予立法机关。如我国早在1978年宪法中就将宪法解释权交给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可惜解释机关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至今，只有1983年9月2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二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国家安全机关行使公安机关的侦察、拘留、预审和执行逮捕的职权的决定》勉强算一个宪法解释性的决定。
二是宪法惯例。通常是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因国家机关长期的某种作为(宪法未禁止的)或某种不作为(宪法已授权但未强制的)而形成的，前者如美国总统任职届数，从华盛顿开始逐渐形成惯例，总统连任一直不超两届，直到罗斯福之后才正式收入宪法。后者如英国宪法性法律文件有规定君主的否决权和大臣的弹劾制度，但历史上从未被行使。理论上说，政治系统中的各个权力系统都有可能因自己的作为或不作为而形成某种宪法惯例，但由行政所承担的功能和表现的属性决定，在各国宪政实践中，行政机关引发宪法惯例的情形占绝大多数。
三是宪法判例。司法机关审理案件，关系公民、法人的具体人身和财产权益，当出现法律漏洞或冲突时，需要依据宪法的基本原则和精神，进行利益衡平，因此宪法判例也不可或缺。但注意，此处的宪法判例不是指宪法诉讼中的判例，而是指普通法院审理普通案件所形成的能引起宪法规范实质内容变动的判例。至于宪法诉讼中的判例，因我国违宪审查不大可能走司法审查路径，而且违宪审查对宪法变迁的意义不属本层面，故相关问题在下文讨论。
因此，在国家机关权力这个层面上，宪法变迁可以而且应当在立法、行政、司法这三个权力系统中，按照其各自功能和属性来进行恰当地分配，进而分别创设宪法解释、宪法惯例和宪法判例制度。除了这些形式，立法机关实际上还可以通过制定基本法律，行政机关通过制定行政法规，司法机关通过作出司法解释，进行宪法变迁活动，特别是在宪法规范过于欠缺和模糊时，这种情形显得尤为必要和常见。但这些形式不属宪法变迁特有的范畴，而且要配之以违宪审查方得符合宪政原理。
(二)基于主权者的默认：违宪审查
在引起宪法实在规范变动的角度上说，宪法变迁与宪法修改具有同质性。而修宪权，学者公认本质上应当同制宪权一样归属于主权者，只是出于效率与成本的考虑，各国才不得不赋予代议机关行使。宪法变迁是宪法规范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自然适应的过程，离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或默认，其将无法完成，这当中天然地包含着主权者制宪权力的作用。况且，如果将广大人民群众排除于宪法变迁过程之外，难保国家机关不利用宪法变迁将自己的“私货”加进去。套一句耳熟能详的政治宣言，那就是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要以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拥护不拥护为标准”。以此观之，笔者断言，主权者具有参与宪法变迁的天然合理性。所以，我们在创设宪法变迁制度时，必须为主权者的参与和起最终决定作用，提供宪法制度上的支持。在此，笔者窃以为，违宪审查制度正可以提供这样一种支持。通过赋予主权者违宪审查启动权，当社会现实与宪法实在规范冲突时，主权者看到社会现实的合理性时，将因为对表面“违宪”的社会现实予以默认，而不会启动违宪审查程序；反之，当国家机关进行不当的宪法变迁活动时，主权者将不再保持沉默，并有机会通过违宪审查制度予以矫正。这样，本文开篇提及的所谓“良性违宪”的悖论将得以解决，因为在“有效的”、“能完全发挥作用的”违宪审查制度的控制下，一个违宪行为如果不会受到法定程序的否定，就能被推定为是“良性”的，从而使其在实质上和形式上都合乎宪政理想。
综上，我国宪法变迁制度体系，在第一层面即基于国家公权力机关的功能性分解上，可以分为宪法解释、宪法惯例和宪法判例。而基于主权者制宪权力的作用，必须创设违宪审查制度，为主权者的参与和起最终决定作用，提供制度支持。实际上，宪法变迁制度体系具有不可分割性。如宪法解释，固然是立法机关参与宪法变迁的运用形式，司法机关适用法律其实同时也是解释法律的过程，完全排除其对宪法的解释，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我国最高法院虽然规定法院裁判文书中不能直接引用宪法，但司法实践中最高法院自身已多次就个案直接根据宪法作出司法解释性批复 。又如，违宪审查通常被当作宪法监督或宪法保障制度，其与宪法解释紧密联系，而在实行司法审查的国家，违宪审查又与宪法判例密不可分。再如前所述，宪法惯例理论上并不仅是行政机关才能运用。而除了上述所有形式外，有时基本立法、行政措施、司法解释也实际上地参与宪法变迁活动。所以，这种不可分割性，给构建宪法变迁制度体系带来很大困难，本文的构建是否至恰，笔者不敢妄言，盖仅引玉之抛砖。
四、我国宪法变迁制度生成的外部条件
透过当代中国宪法的“良性违宪”和“惯性修宪”变动现象，我们就会发现，要使宪法变迁制度有效地运行，还必须为它创造必要的外部条件。
首先，要剔除或忽视现行宪法的大量观念性条款。我国宪法文本最大的问题是规定国家政策过多过细，充满着大量政治纲领性而非法律制度性的内容 。几乎党的第一次大政方针的改变，都要引起宪法的大量修改。从对1982年宪法的几次修改内容看，主要集中在序言和总纲部份，这足以证明对国策的过细规定，是引起宪法“惯性”修改的原因。如果这一情况不作改变，宪法变迁制度将无法实施。因此，有必要对现行宪法作一次较大幅度的调整，取消那些不必要的条文。退一步讲，即使一时难以作大的调整，也应当在观念上予以忽视。
其次，要保障公民政治权利，落实主权在民。宪法变迁本质上应当是主权者制宪权力的作用结果。宪法变迁能否健康有序地运行，关键取决于主权者能否充分参与并有效地监督公权力机关对宪法变迁的运用。否则，宪法变迁将会助纣为虐，为各违宪行为披上“良性”的外衣。
最后，根本上是要加快推进经济市场化、价值多元化、学术新闻自由化的进程，促成社会分力格局 ，从而建立起像当代宪法学家罗文斯坦所谓的“规范宪法”意义上的中国宪法，才能在任何时候经受住时代潮流的激荡。
(作者单位：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