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动向及对策新探

（福建司法学校 胡建中）


[内容摘要]：不正当竞争是市场经济竞争的产物，其存在具有极大危害性。“反不正当竞争法”是减少、杜绝其危害的有效手段，本文结合社会实践，分析了我国目前社会上的不正当竞争新现象，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关 键 词]：市场经济、不正当竞争、经济秩序、市场主体、法律意识、法律责任

一、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新动向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颁布实施已近十年，十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逐步走向成熟，新的社会现象层出不穷，在不正当竞争的控制与反控制方面，也有了新的发展。一些具有新特点，而现行法律又未明确禁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有所发展，严重侵蚀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笔者在理论及实践中经过总结，认为当前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除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列举的11种不正当竞争行为之外，还有以下几类不正当竞争行为：
1、利用媒体、广告，进行产品质量、功能、效果等各项指标对比，以表明本单位提供的商品或服务更优，打击特定或不特定竞争对手。这类行为有以下特点：（1）通过正当途径，打击贬低竞争对手，抬高自己，从而引诱接受本单位商品或服务的消费人群，获取更大利润是其目的；（2）行为形式多利用各类媒体，视、听众覆盖面大，影响较大；（3）内容上真假兼有，有的也可能属实；（4）危害性，此类行为将导致各竞争对手间相互影射、攻击，盲目夸大其词。危害了善良诚信的社会风气，也使企业不得不投入更多的广告费用，增加了商品成本，也易给消费者的误导。此行为规避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实践中执法部门难以认定，受害者又无法可依，当前有愈演愈烈之势。
2、由经营者出资，媒体出面，聘请“专家”进行与经营者商品相关内容访谈、咨询，向视听众消费者进行名为知识性，实为广告推销宣传的解释，在活动中鼓吹自己，贬低对手。这类行为当前有泛滥这势。其有以下特点：一是以公益形式掩盖其在活动中用隐蔽手段打击贬低竞争对手，行广告、推销的真实目的。利用广大民众对“专家意见”的信赖，诽于无形，虽不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但明显有违正常竞争的规则；二是利用广大视、听众对知识的渴求，对“专家”的信赖，进行不正常诱导，在贬低对手的同时，实际上也蒙蔽了消费者，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的选择权。在当前社会环境中，此举的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无法可依，当前有愈演愈烈之势。
3、单位组织煽动、资助消费者投诉扩大化，激烈升级，制造声势，进而达到排挤、打击对手的目的。此类行为主要存在于同行业竞争，竞争对手一方通过各种渠道，一发现有消费者购买竞争对手商品或接受竞争对手服务不满意或该商品有瑕疵而投诉的，遂暗中进行煽动，借题发挥，以利益诱导，资助消费者在投诉索赔过程中漫天要价，扩大投诉范围，如向媒体、相关部门进行宣传或投诉，即名为投诉实为借机宣扬，以通过“小题大作”贬低竞争对手的商誉。笔者在工作中曾数次介入此类活动的调查，其典型一例是：消费者林某购得一瓶有微量杂质的矿泉水，遂持该矿泉水（未开封）投诉，索要100万元，遭拒绝后，就四处投诉，并邀请媒体记者以壮声势。后经查，此案中系竞争对手的鼓动资助所致，后经有关部门介入才得以平息，由于该产品质量一贯可靠，才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此类行为的特点是：（1）行为具有隐蔽性，行为人通常是通过暗中煽动，资助消费者投诉升级，仅用少量投入，即让竞争对手焦头烂额，进而达到行为目的，而行为人不直接出面；（2）表面真实性，即指此类行为中的消费者及所获瑕疵商品是事实，能起到“现身说法”的效果，易得到广大消费者的认可：（3）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无此项禁止性规定，且相关法律、法规中亦无直接依据，职能部门难以处理。受害者无法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只好通过其他手段（包括不良手段）解决，将助长不良社会风气的发展。此类行为危害极大，重则可能影响一个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如著名的“三株”案件，因此而使“三株”公司一厥不振，成千上万人失业，严重影响了社会正常秩序。
4、互为竞争对手性质的单位，一方在竞争对手的某重要项目进行中，以利益引诱手段，从竞争对手处挖去项目关键人员，以釜底抽薪方式，造成对手项目的瘫痪，或聘（挖）来人才后，在对手项目基础上加以改造，使该商品以另一面目出现在市场，以拖垮对手。此类行为具有明显不正当性，表面上是人才的流通，实质上是不当竞争手段的一种。在个别地方立法中，已被地方法规所禁止。
5、由经营者资助，地方政府或职能部门及相关单位、组织举行所谓检查，区域性评比，操作出有利于本地方企业（主要是资助单位）的抽检、评比结果，并将结果在媒体上予以公布，以打击竞争对手。笔者曾经历过一例——某地市新上马的一家奶制品企业（集团），为打开市场局面，遂出巨资由该市技术监督，商品检疫，卫生、工商等部门参与组织，并有当地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介入，联合组织举行了地方性的牛奶类商品抽检、评比。其结果是本地该企业的奶制品各项指标均为“优”，而外地同类企业的商品均有某些指标不合格或基本合格，如国内知名的娃哈哈、乐百氏等产品，也被评出了“颜色”、“味感”比本地该企业同类产品较差的结论。
此抽检、评比结果一出，即在地方媒体公布，该企业也大作宣传，将结论随货发送，引起了不小轰动。此行为的特点可作如下归纳：一是形式符合，至少是不违反现行法规的规定。上述抽检评审单位均有此职权或权利，也算是为行使职权，是工作，也是为消费者负责，无可指责。但实则是地方保护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且是“官”、“商”勾结的产物，与腐败也有着一定的联系；二是在消费者心目中，此评审结果具有相当的权威性，直接影响了消费者对商品的选择，越是如此，对竞争对手的打击越大；三是此类行为目前并无法律规范予以限制或禁止，其不合理性是确实存在的，同样也具有破坏公平竞争，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不良作用。
6、地方政府通过一些让利性行政措施、政策，在不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七条“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定他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限制其他经营者正当的经营活动。……不得限制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规定的情况下，进行力所能及的鼓励、保护本地企业，隐蔽地打击外地企业，使之竞争条件悬殊，进而使外地企业知难而退。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的不当行政措施更具隐蔽性，像陕西汉中市政府赤裸裸强行推销限购本地香烟的政策已不多见，代之以更灵活的手段。如某县为促进本地水泥厂和酒厂的发展，使之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向辖区内各单位下达了销售指标，但并不是强制性指标，对完成指标的，从税收、财政上给予照顾，并制定了照顾的量化幅度。对完不成指标的，则运用税收、财政政策予以提醒，从而使得辖区内单位全心全意销售本县商品。用此行政措施，从财政、税收等诸方面予以奖励，极大支持了本地企业商品的销售。相对应地外地同类商品在该地的销售必然受到打击。前者是运用经济杆进行的调节，也通过一些具体行政手段，直接影响了销售者及销售终端购买或接受服务的选择。
7、商业欺诈行为，即经营者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造成消费者和用户对其商品质量、价格及服务水准的误解，此行为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已有规定，但从市场竞争的角度来分析，商业欺诈行为也是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由于行为人的欺诈，引诱了本应接受其他经营者商品的消费者，在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同时，也侵犯了相关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同时，也破坏了诚实信用的商业风气，靠恶劣手段来争取顾客和市场，必将影响到良好市场机制的形成与发展。在日本《不正当的交易方法》中，此行为被界定为不正当竞争行为中的欺骗性的引诱顾客。
前述七类行为，理论上都符合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特征——主观上都是故意，有着明确的行为目的，在贬低、打击或限制竞争对手，或是地方政府挂促进本地经济发展之名，行地方保护之实；客观上均实施了具体行为、贬低、排挤竞争对手或非本地单位，明显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运行机制，扰乱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秩序，侵害了经营者及消费的合法权益。应当认定为“不正当竞争行为”。
二、惩治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对策
针对不正当竞争中出现的新情况、新现象，除了加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宣传力度，提高市场主体的法律意识、加大查处力度外，主要应从以下两方面加以改进：完善“反不正当竞争”的立法，在有了更切实可行，完备的法律规范的前提下，真正做到“执法必严”，在严惩不正当竞争行为人的同时，警示教育其他市场经营主体。另外，应从确认资格方面，让具备《不正当竞争法》法律常识作为一个要件，以使法律意识深入到市场主体中。
一是完善立法，针对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立法过于原则，线条粗，立法技术上不很严密的问题，应使之更具有实际操作性。建议在现有基础上，作如下修改、补充：
1、 修订、增加“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种类，改进立法技术。现行《反
不正当竞争法》用列举的方法，规定了11种不正当竞争行为，结合近年来的实践，应将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新出现的情况加以总结，以补充不足之处。在立法技术上，就《反不正当竞争法》而言，采用单纯的列举示例方法，显然已不足以涵盖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发展。建议在修正中，采用列举示例法与概括相结合的方法，以利于执法部门结合社会具体情况，对符合不正当竞争特征，而法律又未明确规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予以制裁，而不致无法可依。此种立法技术在我国许多部门法中均有体现，实践证明是切实可行的。
2、加强与其他相关法律的衔接关系。每一部门法，都是国家法律体系
中的组成部分，是一个有机整体，必然与相关联的其他法律间有适用上的联系。在立法中，这一点应引起立法者足够的重视，否则，将影响到法律适用的严谨逻辑性，真的成了“法网恢恢”，从而导致违法者成为漏网之鱼，或者在法规竞合时“趋利避害”成为可能，给执法工作带来难度，不利于实现法律之正义，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这一问题尤为突出。如在第七条所规定之行为发生时，行政机关的诉讼地位如何确定，用何种诉讼来维护受害者的权益，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条款与其他法律规范竞合是，如何适用法律均有待进一步明确。笔者认为，在有行政机关参与的不正当竞争中，应先通过行政申诉或行政诉讼的方法，排除非行政干预，确定行政机关的法律责任，而后再起诉不法经营者。
3、完善法律责任的规定。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不正当竞争行为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做出以下规定：即《反不败之地正当竞争法》第20~32条之内容。可概括为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三种。本人认为前两种法律责任目前尚不够完善；首先是民事责任。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条规定：“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给被侵害的经营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现任，被侵害的经营者的损失难以计算的，赔偿额为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润；并应当承担被侵害的经营者调查该经营者侵害其合法权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显然都属于侵权的民事责任，采用的也是一般民事责任，仅是让行为人无利可图，当前已明显不足以震慑不正当竞争行为人。应考虑对恶性严重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从法律上规定其承担“加重民事责任”或“惩罚性民事责任”，并明确加重或惩罚赔偿的幅度。如台湾《公平交易法》所做惩罚性赔偿之规定不仅要让违法行为人无利可图，更让其为此付出应有代价，甚至丧失再次可能违法的能力，才足以让其守法。同时，才足以挽回受害人的许多间接损失，以利保护其合法权益，保护其与不正当竞争行为斗争的积极性。从我国目前市场形势看，采用“惩罚性民事责任”的条件已经成熟。其一，市场经济体制已步入轨道，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不正当竞争行为已严重影响到良好的市场秩序的形成；其二，“惩罚性赔偿责任”的理论探讨已近完整，符合我国立法的指导思想（求稳求成熟）的要求；其三，从国外同类经验及国内《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惩罚性赔偿”条款适用的效果看，没有理由不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予以规定。
其二是行政责任。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分为两种：一是行政处罚，这一行政制裁的规定是先进且完善的，而且力度强；二是行政处分，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30、31条的规定，主要是针对政府职能部门及责任人员参与不正当竞争。从实践中看，几乎形同虚设，主要问题有：一是违法行为情节与处分力度对应性不明确，存在以行政处分代替追究刑事责任的现象，往往责任单位或人员得不到应有的处理，建议在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对违法行为与所应受处分规定一个幅度以明确范围。二是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将行政处分裁量权授予了上级机关或责任人员所在单位。从理论上讲，由上级行政机关干预、纠正下级行政机关参与不正当竞争，并对责任人员进行处理，是一种内部性质的行政行为。而且，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并没有规定这种“纠正、处理”的行政行为是否应受司法权保障，而缺少这一点，该责任将失去法律责任的特征。而目前这些机关单位将行政处分作为单位内部的人事处理来解决，而无司法权的介入，从理论上讲混淆了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违法行为与一般违纪违章行为的性质。作为案件的当事人，主要是受害人对此处分决定一般无权过问，更得不到反馈，由于缺乏透明度，大多导致裁量单位敷衍了事，建议在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时可适当授以案件当事人知情权、获得反馈权、申诉权，让当事人有权了解处分情况，有权监督并提出意见，以便能将法律责任落实，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了完善的立法、规定，“有法可依”进而才谈得上“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这毕竟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否健康发展的大问题。
二是，要让市场经济职能部门及市场主体能知法、懂法，了解相关市场管理法规。目前，全国许多领域都在开展资格认证制度，建议市场管理机关，可否将有关市场管理，运行法律法规的掌握情况作为市场准入的资格认证的一个要件，即对要从事经营活动或市场管理执法的主体，进行必要的法律培训，并将此作为取得资格的一个重要条件，进而对发生达到一定标准的违反市场管理运行法律的经营者及其主要负责人，取消或限制其再次进入市场的资格。从实践中看许多发生不正当竞争的地方，从经营者、具体执法者到地方政府长官，多不了解《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内容。

刑事责任能力问题研究
长春铁路运输法院 林号兵

刑事责任能力是刑法理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虽然对于这一个问题在我国刑法理论界不存在较大争议，但笔者认为，我们对这方面问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大多数探讨仅限于我国现有的刑法理论框架内。
一、刑事责任能力概述
责任能力的观念产生于旧派自由意志说。后又有新派对之进行修正。对于责任能力本质的理解，是以对责任的理解为前提的。按照旧派即道义责任论者的主张，以自由意志为根据，认为人有从善去恶的自由意思，如果违反这一意思，施行违法行为，则其行为应受道义的评判，应负道义上的责任。然而自由意思并非每个人都具有，其前提条件是。行为人必须具有辨别其行为价值的能力，只有具有这种能力的人，才能产生责任问题，此种能力即责任能力。而按照新派即社会责任论者的主张，则以危害能力作为根据，将责任能力解释为能够适应刑罚并足以达到防卫社会目的的主观能力，或称之为刑罚能力。按照这种主张，“责任能力已非构成责任之要素，而认为法律因犯人种类之不同，常就不同犯人之心理能力，个别决定防卫社会之方法。因此，对于有责任能力之人科以刑罚；对于无责任能力之人则施以保安处分。方式虽异，而其负责则无二致，所谓责任能力者，不过决定犯人负责方式之标准而已。（1）该主张扩大了刑事责任的观念，认为无论行为人年幼或精神障碍。对于其实施的危害行为均负有责任。
二、刑事责任能力的实质含义
在我国刑法理论体系中，根据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刑事责任能力属于主体要件范畴之内，可以说无刑事责任能力则无犯罪，没有犯罪则根本无法谈及刑事责任。所以，社会责任论者的主张不适用于我国。那么道义责任论者的主张适用于我国的刑法体系吗？我国刑法学者普遍认为。刑事责任能力是指“行为人实施危害行为时，能够理解自己的行为性质、后果和社会政治意义，并能够控制自己行为，从而能够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的能力”。（2）而且将刑事责任能力归结到犯罪主体范畴内。同时将犯罪主体作为犯罪构成四方面要件的一个方面。只有行为符合犯罪构成，才可能承担刑事责任。我们可以发现，当在其他要件均充足的情况下，会有这样一种思路：
刑事责任能力→犯罪→刑事责任
很明显，刑事责任能力是犯罪的下位概念．是犯罪成立的条件之一。这就产生了一个重要问题：刑事责任能力是否一种行为能力？我国刑法学者一般持否定观点。如有的学者认为：“责任能力与行为能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行为能力是指与人的年龄、精神状态及意思支配无关的身体活动能力。有能力支配其身体活动的人，不限于应对其行为负责任的人，即存在虽然具有行为能力。但不具有责任能力的情形。”（3）如果按照这种看法，疑问便产生了。在确定犯罪之前怎么会有“刑事责任”能力？更进一步讲．即使在犯罪被确定的同时也不会产生“刑事责任”能力。所以，如果按照刑事责任能力不是一种行为能力的观点，正确的思路应该是：
犯罪→刑事责任能力→刑事责任
陈兴良教授认为：“否定的观点是对行为能力的错误理解所致。”（4）并进而指出：“行为能力并非动作能力，而是法律设定的参与某种法律关系的资格。”（5）针对将刑法中的行为能力理解为与人的年龄、精神状态和意思支配无关的身体活动能力的观点，他指出：“这种观点虽然将行为能力的范围缩小为与意思支配无关的行为，但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是否具有行为能力是值得怀疑的。在民法上，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是无行为能力人。何以这种人在刑法中反而成为有行为能力人，其间的转换根据不得而知。”（6）笔者赞同上述观点，刑事责任能力作为一种犯罪能力就是刑法上的行为能力。按这种看法的思路应是：
行为能力（刑事责任能力）→犯罪→刑事责任
将刑事责任能力解释为刑法上的行为能力是否恰当，仅从字面意义上讲就十分令人怀疑。看来只能将这种情况理解为我们常说的“历史上的习惯用法”，大家都明白在实质上是什么意思。但对于“刑事责任能力”。大家都真的明白它在实质上是什么意思吗？
三、责任能力是归责的要素
责任能力是归责的要素还是归责的前提。在理论界存在不同看法。前苏联刑法学者特拉伊宁认为：“没有责任能力，刑事责任问题本身就不会发生，因而犯罪构成问题本身也就不会发生，正因为如此，所以责任能力并不是犯罪构成的因素，也不是刑事责任的根据；责任能力是刑事责任的必要的主观条件，是刑事责任的主观前提。”（7）日本学者大谷实也认为：“责任能力应该解释为是成为针对每个行为决议的非难可能性的前提的一般人格能力，是对每个行为加以非难可能性判断之前就存在的必要的前提条件，在这个意义上说，责任前提说是正确的。”（8）但日本学者大冢仁认为。“作为责任能力之基础的生物学的状态对某个行为人来说，常常并非一定的。实际上也存在着对某种刺激表示出异常性反应，从而实施暴行、伤害等歇斯底里患者。应该否定这种人由于该刺激而实施的行为的责任能力。但是，对于其他的犯罪，则并非不能肯定其责任能力。而且，刑法中的责任判断，是针对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的具体行为、以对实施该具体行为的行为人进行人格非难为内容的。所以，视为责任的要素是妥当的。”（9）
笔者认为，今我国现有的刑法理论体系内，应将责任能力作为归责的要素。原因如下：
（一）“责任能力在程度上有无限的差别，这种差别影响对行为的可能性的强弱。”（10）相同程度的危害社会的行为，针对具有不同刑事责任能力的行为人，会有完全不同的处理方式。有的可能被判为有罪，有的可能无罪。（二）责任能力“总是与具体行为联系在一起。脱离具体行为的责任能力是不存在的。既然我们要认定的是能否就具体行为谴责行为人，那么，我们就只能追问行为人是否具有能够决定、选择该具体行为的能力。”（11）责任能力的内容包括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这里辨认和控制的对象是我们对其进行考察的行为人的实行行为。没有实行行为。何以谈及辨认和控制？辨认和控制怎能先于实行行为而存在；况且，没有辨认和控制的参与，又怎么能称得上是行为。对于行为和动作我们应进行正确的区分。（三）行为人在实施危害行为前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不代表实施时不具有。同样，实施危害行为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不代表实施时具有。（四）在我国现有的犯罪构成体系内只能将责任能力作为归责的要素。如果将责任能力作为归责的前提。那么，必然要突破我国现在的平面式一元论犯罪构成。在这种犯罪构成之下，“难道存在一种不能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吗？”（12）
四、刑事责任能力的分类
责任能力依行为人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的程度的不同，一般分为三类。
（一）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二）限制刑事责任能力。
（三）无刑事责任能力。
也可以分为四类：
（一）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二）限制刑事责任能力。
（三）部分刑事责任能力。
（四）无刑事责任能力。
笔者赞同第二种分类方法，因为“限制责任能力与部分责任能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部分刑事责任能力的概念本来就是偏执狂提出来的，它是指行为人对一部分犯罪具有责任能力，而对另一部分犯罪没有责任能力的情况。”（13）而且，笔者认为我国刑法规定的刑事责任能力所体现的划分方法属于后者。我国《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这完全属于针对部分刑事责任能力人所做的规定。但《刑法》针对偏执狂没有进行规定，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五、影响刑事责任能力的事由的探析
（一）年龄。
根据相关论著的归纳，各国刑法对年龄的划分有以下几种:
1、两分制。
（1）绝对无责任年龄或相对无责任年龄。
（2）全负责任年龄。
2、三分制。
（l）绝对无责任年龄。
（2）相对无责任年龄或减轻责任年龄。
（3）全负责任年龄。
3、四分制。
（1）绝对无责任年龄。
（2）相对无责任年龄。
（3）减轻责任年龄。
（4）全负责任年龄。
笔者对四分制的划分方法表示怀疑。举例说明：某采四分制国家刑法规定：未满7岁的绝对无责任；已满7岁未满15岁的相对无责任；已满15岁未满18岁的减轻责任；18岁以上的全负责任。且又规定处于相对无责任阶段的人对故意杀人的行为负刑事责任。现该国有分别为14岁与16岁的二人犯故意杀人罪，依照该国刑法的规定，可以肯定14岁的犯罪人所要承担的刑事责任要比16岁的重。因为针对已满7岁未满15岁的人仅规定其应对故意杀人负刑事责任。如果说基于类推原则，在司法过程中必然会减轻这年龄阶段的人的刑事责任。那么，三分制与四分制之间的差异何在？笔者认为，所谓的四分制根本没有其存在的理论依据。相对于三分制，四分制的不同仅在于其将相对无责任年龄与减轻责任年龄置于同一层面进行考虑。但二者根本不处于同一层面之上。相对无责任年龄、绝对无责任年龄和全负责任年龄所解决的是应否负刑事责任的问题，而减轻刑事责任年龄则是在负刑事责任的基础上对刑事责任的量起作用。同理，三分制中采用减轻刑事责任年龄划分方法在理论上也存在同样的疑问，但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其较四分制容易让人接受。
（二）精神障碍．
就各国的立法而言，精神障碍在什么样的情形下才能影响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能力，所采纳的判别标准有很大不同。大体有三种标准：
l、生物学标准。
依据此标准的立法，单纯的以生物学为出发点，标明影响责任能力的生理原因。如日本《刑法》第39条第1项规定心神耗弱之行为减轻其刑。
2．心理学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