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通公司等与马某侵犯商业秘密纠纷上诉案

唐青林


一、案件来源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9)一中民终字第7791号判决书

二、案件要旨
侵犯商业秘密纠纷案件的赔偿数额该如何确定，是依照当事人在保密协议中约定的计算方式或是违约金额，还是由法院根据被侵权人的实际损失或侵权人所获得的利益来确定？实践中，一般以后者为准，并考虑商业秘密许可使用费数额、许可的性质、范围以及侵权人侵权的性质和情节等因素来具体确定。

三、基本案情
中通公司是室内高尔夫模拟系统的经销商。2007年10月1日，中通公司与马某签订劳动合同，聘其担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协助进行业务管理，并配合营销部进行产品销售。合同中还约定了有关违反保守商业秘密的违约赔偿责任为中通公司由于马某违约而受到的损失。同时还签订了保密协议，明确马某对经营信息和技术信息等商业秘密负有保密义务，如违约需支付违约金，并赔偿中通公司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具体为下降的销售数量涉及的利润，或者为马某获取的利润。
2008年1月23日，由马某作为法定代表人的中体奥峰公司成立，经营范围亦为体育器材和用品等。同年5月15日，公司变更注册内容，注册资金变更为120万元，实收120万元，法定代表人也变更为陶某。
中通公司表示，马某在该公司工作期间，了解公司的进货渠道、产品配置、销售价格和潜在客户名单等商业秘密，以降低报价等方式，代表中体奥峰公司与中通公司交其办理的文津国际酒店、西山阳光俱乐部和云溪宾馆三个项目的客户签订销售协议，销售6套高尔夫单屏和三屏的模拟设备。
对此，中通公司提交了该公司给文津国际酒店的报价单（第一页右上角有马某书写的介绍文字，第二页下方有中通数字高尔夫的字样及中通公司联系电话，并有马某的签字及其所留手机号码）以及马某给公司销售主管发送的短信记录等，证实该项目最初是由中通公司联系，并由马某代表中通公司与该客户进行接洽。中通公司还提交了其与高尔力夫公司签订的订货合同和公司对外的报价单，以及其与某公司签订的两份销售合同，以证实其一直从该公司进货，有明确的进货成本和对外销售价。依据中通公司制作的利润损失统计单，中体奥峰公司及马某销售的6套高尔夫模拟系统给其造成的损失为1 645 940元。但中体奥峰公司及马某称其在该销售交易中实际获利仅为10万元。

四、法院审理
原审法院认为马某作为中通公司的业务人员，与公司签订了保密协议，对公司的经营信息和技术信息等商业秘密负有保密义务，但马某到中通公司工作后不久，即注册成立了经营相同业务的中体奥峰公司，并将其了解并经办的客户信息交给中体奥峰公司，由该公司与客户实际签约。马某的行为违反了与中通公司的保密协议，侵犯了中通公司的商业秘密。中体奥峰公司作为与马某关联密切的公司，且为直接销售获益的主体，应针对上述行为，与马某共同承担侵权的连带责任，并赔偿中通公司经济损失。
根据中通公司提交的证据可认定，文津国际酒店系由中通公司交给马某负责的项目，马某曾就其工作进展向中通公司汇报，且基本已达成销售意向，但最后该项目由中体奥峰公司签约完成，该变化明显与马某有关，系其将客户信息和需求转给中体奥峰公司，由该公司用较低价格获得签约，因此，中通公司在该项目所受损失，应由马某及中体奥峰公司进行赔偿。但中通公司所称的另外两个项目由于所提交的证据不足，法院对该赔偿请求不予支持。
关于赔偿数额的确定，原审法院以中通公司丧失销售机会造成的获利减少的数额为主，参考中体奥峰公司在正常情形下的获利状况，及项目实际完成所需除设备之外的购买配件、人工等较高的成本费用等因素，判决中体奥峰公司、马某共同赔偿中通公司经济损失四十万元。
中通公司及中体奥峰公司均不服原审判决，在法定期限内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中通公司上诉称：本案中中体奥峰公司与马某的侵权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足以认定存在侵犯中通公司商业秘密的行为，中通公司的诉讼请求合理、合法，赔偿数额应按双方约定执行。赔偿额的计算方法应为：损失赔偿额为甲方因乙方的违约行为所受到的实际经济损失，计算方法是：因乙方的侵权行为导致甲方的产品销售数量下降，其销售数量减少的总数乘以每件产品利润所得之积。本案中，中体奥峰公司及马某的侵权行为使中通公司的产品数量下降，销售数量减少了六套，所受实际经济损失为：销售数量减少的总量乘以每件产品利润所得之积，即人民币一百六十四万五千九百四十元整。这些利润本应属于中通公司所得，正是由于中体奥峰公司及马某的侵权行为，导致这些利润的流失，给中通公司造成重大损失。因此，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二被上诉人共同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一百六十四万五千九百四十元整。
上诉人中体奥峰公司的上诉理由为：1、中体奥峰公司是通过多种途径自己联系开发客户群的，其客户信息在供货商处已做备案登记。2、一审认定赔偿数额无依据。中体奥峰公司提供的进货及销售合同价格与案件争议发生时期的价格不同，因此不应作为认定计算损失依据，且中体奥峰公司对该批设备的销售价格为二百万元，一审中陈述获利不到十万元，是经过扣除成本计算出来的，是客观真实的，因此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赔偿中通公司人民币二万元。
针对中通公司及中体奥峰公司的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认为：一、本案涉及的系经营信息类的商业秘密，马某在担任中通公司高层管理人员期间，注册成立了经营相同业务的中体奥峰公司，并将其了解并经办的客户信息交给中体奥峰公司，由该公司与客户实际签约。马某的行为违反了与中通公司的保密协议，其与中体奥峰公司使用中通公司的客户信息，获得商业利益，侵犯了中通公司的商业秘密，并使中通公司的利益受到损失。因此，在本案中存在违约行为和侵权的竞合问题，即马某的行为在构成违约的同时，又与中体奥峰公司构成共同侵权。
二、关于赔偿数额。本案中，中通公司虽然以马某的违约行为给其造成的损失作为赔偿数额的计算依据并要求马某和中体奥峰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其选择以侵犯商业秘密而非违约为由提起本案诉讼，就此原审法院根据中通公司因马某和中体奥峰公司侵权行为给其造成的损失，并参照中体奥峰公司获得的利润及中通公司丧失销售机会导致获利减少和参考中体奥峰公司在正常情形下的获利状况，以及项目实际完成所需除设备之外的购买配件、装修、人工等较高的成本费用等综合因素确定的赔偿数额并无不当，本院对中通公司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二审法院认为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因而，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五、律师点评
侵犯商业秘密纠纷案件的赔偿数额该如何确定，是依照当事人在保密协议中约定的计算方式或是违约金额，还是由法院根据被侵权人的实际损失来确定？
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经营者违反本规定，给被侵害的经营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被侵害的经营者的损失难以计算的，赔偿额为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润。”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的规定：“确定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规定的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损害赔偿额，可以参照确定侵犯专利权的损害赔偿额的方法进行；……因侵权行为导致商业秘密已为公众所知悉的，应当根据该项商业秘密的商业价值确定损害赔偿额。商业秘密的商业价值，根据其研究开发成本、实施该项商业秘密的收益、可得利益、可保持竞争优势的时间等因素确定。”由此，对于侵犯商业秘密的赔偿数额我们可以从如下几方面进行把握：
1、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或者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赔偿额。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是指因侵权人的侵权行为，导致权利人的产品在市场上销量下降，减少获利的数额。具体以何种方式，权利人有权按照对自己最有利的方式进行选择。计算方式为：可通过销量减少的总数乘以每件产品的合理利润之积计算；销量减少的总数难以确定的，可以侵权人的产品在市场上销售的总数乘以每件产品的合理利润之积作为具体的赔偿额。
2、在不能确定被侵权人损失或侵权人所获利益的情况下，可参照商业秘密的许可使用费作为赔偿数额。法院可根据商业秘密许可使用费数额、许可的性质（是独占、排他还是普通等）、范围以及侵权人侵权的性质和情节等因素综合考虑，参照该许可使用费的1至3倍合理确定赔偿数额；没有商业秘密许可使用费可供参照或许可使用费明显不合理的，法院可根据上述因素自由裁量，一般在人民币5000元以上30万以下确定赔偿数额，最多不得超过人民币50万元。另外，法院可根据权利人的请求及具体的案情，将权利人为进行调查、制止侵权等所支付的合理费用计算在赔偿范围之内。
3、定额赔偿。即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酌情确定赔偿额。在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中，经常出现权利人所受到的损失及侵权人获利均无法查明的情况，司法实践中即采取酌情赔偿的方法来处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国部分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由于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损害赔偿额可参照对于已查明被告构成侵权并造成原告损害，但原告损失额与被告获利额等均不能确认的案件，可以采用定额赔偿的办法来确定损害赔偿额。定额赔偿的幅度，可掌握在5000元至30万元之间，具体数额，由人民法院根据被侵害的知识产权的类型、评估价值、侵权持续的时间、权利人因侵权所受到的商誉损害等因素在定额赔偿幅度内确定。”同时，由于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损害赔偿额，可参照确定侵犯专利权的损害赔偿额的方法进行，而2008年修改的《专利法》已将侵犯专利权赔偿数额确定为1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故对于侵犯商业秘密的损害赔偿也应是一般在5 000元以上30万元以下确定赔偿数额，最多不得超过人民币100万元。
除此之外，当事人自愿协商赔偿额也是实践中常用的一种方式。民事权利作为一种私权，当事人完全有权决定自己权利的取舍。只要这种取舍不损害国家、社会或者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即可。本案中，法院在确定具体赔偿数额时，根据中通公司因马某和中体奥峰公司侵权行为给其造成的损失，并参照中体奥峰公司获得的利润及中通公司丧失销售机会导致获利减少、中体奥峰公司在正常情形下的获利状况，以及项目实际完成所需除设备之外的购买配件、装修、人工等较高的成本费用等综合因素确定赔偿数额，因此并无不当之处。

编者注：本文摘自北京市安中律师事务所唐青林律师主编的《中国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百案类评》（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唐青林律师近年来办理了大量侵犯商业秘密的民事案件，为多起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提供辩护，在商业秘密法律领域积累了较丰富的实践经验，欢迎切磋交流，邮箱：lawyer3721@163.com，电话：13910169772。

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赔偿责任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赔偿责任
曾磊


目前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产权明确，权责分明，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这一制度的核心是按照“两权分离”的原则，确立并保障国有企业的独立法人地位。《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第2条规定：“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是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经营单位。企业财产属于全民所有，国家依照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原则授予企业经营管理。企业对国家授予其经营管理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和依法处分的权利。企业依法取得法人资格，以国家授予其经营管理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由此可见，国有企业为独立法人，其对国家授予其经营管理的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在现阶段的改革实践当中，对国有企业法人财产权的侵犯现象却较为严重。其中，那些来自国家行政机关（包括各级政府）的侵权行为，由于侵害方与受害方之间的特殊关系，往往披着合法的外衣，隐蔽性较强，危害却更为深远，而目前的相关法规对此却只强调对侵权单位的行政或刑事处罚，对受害国企的经济利益未能提供充分的保护和救济。因此，在现有法律框架内突出并强调行政机关对国有企业的侵权赔偿责任显得正当其时。
强调政府对国有企业的侵权赔偿责任，在目前的改革形势下，至少有以下几重意义：

首先，这有助于进一步确立和巩固国有企业的独立法人地位，促进国企发展。所谓企业的法人地位，就是企业以自己的名义享受法律赋予的权利，履行法定义务并承担法律责任的资格。在企业的合法权利受到侵犯时，法人资格就具体表现为以企业的名义请求司法救济的权利。因此，依法要求非法侵权的政府机关赔偿损失，是国有企业法人地位的应有之义和必然要求，承认和维护国有企业的法人地位，就必须赋予和保障其依法求偿的权利。

其次，要求国家行政机关对国有企业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将有助于深化政府机构改革，促进政企分开，规范政府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政企分开，政府职能由微观管理向宏观调控转变，对国有企业经营管理的直接干预应由法律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确立政府机关对国有企业的侵权赔偿责任，使其在作出干预国企运营的决策时面临经济风险（赔偿金），将能够更有效地遏止其对国有企业的非法、盲目的行政干预，而那些在合法受权范围内的必要调控，也将会变得更加审慎，更加科学，更加富有成效。

最后，政府赔偿责任的实行，有利于保持和提高国有企业的资信力和竞争力。国有企业是独立的法人，它“以国家授予其经营管理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企业的财产是其承担民事责任的物质基础，是对其债权人的担保，是企业信用的决定因素。如果国有企业的财产经常遭受政府机关的随意侵夺，事后又无法得到充分的赔偿，必将严重损害企业的偿债能力，降低其信用水平，从而吓退其他原有意与国有企业进行交易的市场参与者，大大削弱国企的市场竞争力。更严重的是，随着我国“入世”进程的加快，我国政府已声明不再对国有企业提供国家主权信用，国有企业的一切对外负债由企业自行承担，外国贸易商和投资者只能以国有企业本身的资产状况来评价和选择交易对象。在此情形下，行政机关侵权赔偿责任的豁免，损害的将不仅是众多国有企业，更可能是我国举足轻重的外贸事业。

强调政府对国有企业的侵权赔偿责任，一个重要原因是现有的立法并未能给受害的国有企业充分的救济。《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仅赋予国有企业请求行政机关撤销非法决定以及向上级机关申诉的权利，而实体性的救济措施只是对侵权机关的领导干部予以行政处分或刑事处罚。追究有关部门决策人员的行政和法律责任固然重要，有惩前毖后的作用，但是国有企业受侵害的是财产权利，其直接表现是财产的减损，只有停止侵害、返还财物、赔偿损失，才是企业最急需的、能直接维护其法人财产权的救济方式。

其实，政府对国有企业的侵权赔偿责任并非无本之木，其理论根据就在于“两权分离”原则。所谓“两权分离”即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对国有企业的财产，国家保留所有权，企业则被授予经营管理权，后者的内容包括占有、使用、受益和在授权范围内的处分，统称为“法人财产权”。国有企业的法人财产权是国有财产所有权权能分化的结果，是从所有权派生出来的从属权利。作为一种财产权，它必然具有对世的排他性。对一般的法律主体，国有企业的法人财产权有绝对的对抗效力，无时间和范围的限制；对于由政府代表的国家来说，这种财产权具有相对的对抗效力，即受国家授权的期限和范围的限制。财产权是对物的权利，必须以具体的财产为存在基础。对其财产权因财产的减损而受侵害的国有企业，恢复权利的方法，就应该是回复补足其财产，这就不能排除损害赔偿的救济形式。国家对国有企业财产享有所有权的事实并不能免除其应向受害国企承担的赔偿责任。国家虽然是国有财产的所有人，但是与私人独资企业不同（私人企业主的财产与企业财产混同，企业不具法人资格），国有企业是独立的法人，其主体身份与国家相分离，国家充其量只是国有企业的股东。按照公司法原理，股东对其投入公司的财产仅拥有最终所有权，在公司解散或破产时有权请求返还剩余财产，而在此之前无权任意处分或撤回，否则须对公司赔偿相应损失。同理，国家既然承认国有企业在授权的期限和范围内对企业财产的法人财产权，不受非法侵犯和剥夺，就应该承担政府机关对国有企业的侵权赔偿责任。《国家赔偿法》第4条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非法侵犯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财产权且造成损失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依此推论，国有企业对由政府机关造成的财产损失，也应有从侵害方取得赔偿的权利。

需承担赔偿责任的政府机关，根据《国家赔偿法》，包括直接实施侵害的行政机关及其上级授权机关。现阶段，国有财产的所有权由国务院代表国家统一行使，国务院授权国有资产管理局，以及县级以上政府确定的有关部门或机构对国有企业财产的经营管理实施监督。这些机关、部门是政府侵权赔偿责任的承担者。另外，行业主管部门（如各全国总公司），综合性管理部门（如环保、工商、审计等），如侵犯国有企业财产权，也须承担赔偿责任。至于具体的侵权行为，根据《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主要有：超越、滥用管理权下达指令性计划并强令企业执行；干预企业投资决策权或审批企业投资项目有重大失误；以封锁、限制或其他歧视性措施，侵犯企业物资采购权或产品销售权；干预、截留企业的产品、劳务定价权；干预、截留企业进出口权，或者平调、挤占、挪用企业自主使用的留成外汇；干预企业分配形式决定权和劳动用工权；截留或无偿调拨企业留用资金；强令企业设立对口机构或非法对企业进行评比、考核、检查；对企业拒绝摊派进行刁难、打击报复；未按法定程序任免厂长、其他厂级领导或干预厂长对中层干部的任免权；其他侵犯企业合法权益的行为。

不少人对确立政府对企业（包括国有企业）、个人的侵权赔偿责任一直心存疑虑，一则担心有损政府形象，二则恐怕妨碍政府的正常运行，因为依据《行政诉讼法》，行政机关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赔偿费用从各级财政列支。其实这种顾虑大可不必。我们正在建设法治国家，政府严格执法，带头守法，将大大有利于法制的完善和发展，同时推动政府机构改革，加快树立奉公、廉洁、高效的现代政府形象，这显然是对政府形象的提高而非破坏。西方法治国家的历史实践都不同程度地证明了这一点。政府用财政经费赔偿国有企业，更不可能导致政府“破产”、影响其职能的执行。须知我国政府是代表人民监督管理国有企业的，政府的经费主要来自国有企业上缴的利税，国有企业的利益最终是人民的利益，直接的是政府的利益，政府与国企互为唇齿。这样看来，政府赔偿受其损害的国有企业，实际上是对国有企业生产经营能力的恢复和支持，进而保证财政收入的来源。如果说赔偿金是一种成本，这笔成本比起国有企业因为屡遭侵夺而破产、倒闭、资产大量流失、工人大批失业所造成的对人民、对国家、及至对政府的无穷祸害来，简直是低廉得很，况且，随着政府职能的合理化，决策管理的科学化，这种支出必将越来越少呢。


作者：曾磊
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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