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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宜昌城区低收入家庭住房及收入情况调查实施方案的通知

时间:2024-07-22 11:40:04 来源: 法律资料网 作者:法律资料网 阅读:8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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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宜昌城区低收入家庭住房及收入情况调查实施方案的通知

湖北省宜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宜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宜昌城区低收入家庭住房及收入情况调查实施方案的通知


  宜府办文[2008]049号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宜昌开发区管委会: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宜昌城区低收入家庭住房及收入情况调查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八年七月二十三日    

  宜昌城区低收入家庭住房及收入情况调查实施方案

  根据《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国发〔2007〕24号)、《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城镇居民住房保障工作的意见》(鄂政发〔2007〕42号)要求,为尽快摸清我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及收入情况,切实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调查时间、范围和内容
  (一)调查时间
  本次调查从2008年7月下旬开始,至2008年9月底结束。
  (二)调查范围
  具有宜昌城区(含葛洲坝、不含夷陵区,下同)正式户口、人均住房使用面积12平方米以下、人均年收入低于上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4500元的家庭。
  (三)调查内容
  1、低收入家庭的人口情况及构成;
  2、低收入家庭住房情况:包括房屋坐落、房屋面积、房屋类别、房屋权属、房屋套型、住房转移等;
  3、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收入情况:包括工资、奖金、福利、各种权益收益等(有工作单位的由单位出具,退休人员由社保机构出具,无工作单位的由社区居委会和街办出具)。
  二、组织领导和职责分工
  (一)组织领导
  市政府成立宜昌城区低收入家庭住房及收入情况调查工作领导小组,市政府副秘书长雷元海任组长,市房管局局长陈颖宜、市民政局副局长王建伟、市财政局副局长覃益盛为副组长,西陵区政府副区长周宜琴、伍家岗区政府副区长刘丰雷、点军区政府副区长杨勇、猇亭区政府副区长李伦华、宜昌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周 鸿、市房改办副主任王兆良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房管局,王兆良兼任办公室主任。
  (二)职责分工
  各区政府负责组织辖区内低收入家庭住房及收入的具体调查和资料汇总上报;市民政局负责指导各区民政部门做好低收入家庭情况调查工作;市财政局负责调查经费安排和使用监管;市房管局负责整个调查活动的组织协调和全市资料的审核汇总,并建立市城区住房困难低收入家庭档案。
  具体调查工作以各区街道办事处为单位,分别组建调查小组,调查组成员由区民政、街办和社区居委会抽调的相关人员组成。
  三、调查方式和步骤
  (一)调查方式
  采用低收入家庭自行申报,调查小组入户调查核实的方式。
  (二)调查步骤
  1、培训宣传。调查前,由市房管局、市民政局对调查工作进行动员和部署;并就调查的要求、步骤、内容和入户调查的基本常识等对调查小组工作人员进行培训。
  2、公告。通过电视、广播、报纸、社区宣传栏等发布调查通知及相关信息,告知符合条件的家庭在规定的时间内到社区领取申请表并如实申报。
  3、入户调查。调查小组在对辖区内的申报家庭进行逐户调查核实,认真核对其住房情况、家庭收入资料及相关证明材料后,签署意见。
  4、审核汇总。由各街道办事处根据核对情况将符合条件的家庭汇总上报各区政府,各区政府复核后汇总上报市房管局、市民政局。
  5、汇总分析。市房管局、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共同进行汇总分析,拟定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方案并写出书面材料,报市政府。
  6、建立档案。市房管局将经审查核实无误的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申报资料分区建立档案,将档案录入计算机进行管理。






动产所有权善意取得构成要件

作者: 王志坚

动产所有权善意取得,又称动产所有权即时取得,是指无处分他人动产的让与人,不法将其占有的他人动产交付于受让人后,若受让人取得该动产时出于善意,即取得该动产所有权,原动产所有人不得要求受让人返还的制度。善意取得制度的实质在于保护民事流动中的交易安全,因为:第一,在市场经济中民事流转日趋迅速便利,交易者不可能在每次交易中均对动产出让人是否拥有所有权一一详查,否则,就必然会造成交易过程延长,阻碍民事流转速度。第二,对原所有权人所有权追及力的限制,可以避免民事流转不至于因动产所有权的诉讼导致交易处于动荡和不安全状态。日常生活中,往往出现在动产所有权人没有授权的情况下,动产占有人将该动产转让于第三人的现象。那么,第三人在什么情况下占有该动产,才构成善意占有并取得所有权,这方面我国目前的民事立法尚未完全明确,审判实践中的做法也不一样,对于类似的案件,由于审判人员认识上的不同,案件的处理结果也不一样,有的甚至出现完全相反的结果。鉴于实行动产所有权的善意取得制度,必然在一定条件下使所有权人丧失所有权,如果滥用,势必侵害原所有人的利益。因此,对动产的善意取得,法律不得不规定严格的适用条件。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基本原则和相关司法解释,结合我国民事审判实践,下面就动产所有权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概述如下:
一、第三人受让动产时,须从无处分权人手中出于善意而取得,并以取得该动产所有权为目的。
第一、第三人须从无处分权人手中受让动产,这是善意取得的先决条件。如果出让人对其出让的动产具有处分权,则第三人所取得受让动产所有权依据的是物权法,而不是善意取得制度。
第二、第三人从无处分权人手中占有动产时须出于善意。也就是说,第三人在取得该动产所有权时不知道或不应当知道出让人转让动产时无处分该动产的权利。知悉或应当知悉权利有瑕疵而取得的权利的,在法学理论上叫恶意,恶意取得权利的不为法律所保护。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按照合同或其他方式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起转移,法律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4条规定:“财产已经交付,但当事人约定财产所有权转移附条件的,在所附条件成就时,财产所有权方为转移。”由此可见,财产所有权的转移以实际交付为标准,如果当事人约定财产所有权转移附条件的,在所附条件成就时,财产所有权方为转移。第三人须按上述规定从无权处分人手中占有动产,且在动产交付过程中始终出于善意方能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第三、第三人须以取得动产所有权为目的,如果第三人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获得动产的使用权,则不适应善于取得制度,而应归于债权或其他法律制度调整范畴。
二、第三人受让的财产必须是法律允许流通的动产
第一、第三人取得的财产必须是动产。动产的取得以交付为要件,只要受让人实际占有了动产,即发生所有权的转移(当事人约定附条件的和特殊动产除外)。因此,动产存在善意取得的可能。不动产所有权的取得,除了交易行为外,还需所有权人亲自或书面授权他人到专门管理部分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后才取得该财产所有权,因而不动产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同样,法律规定以要式行为取得财产所有权的动产,如车辆、船舶等,也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第二,受让的动产必须是允许流通的动产,也就是说,凡是法律禁止或限制流通的动产,均不能适应善意取得制度。比如法律禁止或限制流通的枪支弹药、毒品、黄金、白银、珍贵文物、外汇等,不仅不能适用善意取得制度,还要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因此,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亦并非所有流通物均适用。
(1)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九条的规定:“所有人不明的埋葬物、隐藏物、归国家所有……。”因此,对于所有人不明的埋葬物、隐藏物原则上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2)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纪念物、遗物、赠与物等,一般亦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因为这些财产虽然价值不是很大,但它却包含着财产所有权人的精神寄托和感情。
(3)已被人民法院、行政机关采取查封、扣押等强制措施的动产,因该动产事实上已转变成了禁止流通物,所以,也不适应善意取得。
(4)赃款赃物一般也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1985年12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财政部《关于没收和处理赃款赃物若干暂行规定》第六条规定:“在办案中已经查明犯罪分子卖掉的赃物,应当酌情追缴。对买主确实知道是赃物,而购买的,应将赃物无偿追回,予以没收或退还原失主,对买主确实不知是赃物,而又找到了失主的,应当由罪犯按价将原物赎回,退还原主或者按价赔偿损失……上述规定显然对动产原所有人给予了重点保护,故不适用善意取得。但无人认领的赃物,通过拍卖取得所有权的,应当例外。
第三、第三人须通过有效的交易行为取得动产的占有。
(1)善意取得制度的价值在于维护市场交易的安全,因此第三人必须通过有效的交易行为取得动产,且该交易行为是以转移动产所有权为目的。
(2)该交易行为必须是有效的法律行为,这是善意取得制度的重要环节,如果善意第三人与非动产所有权人之间所进行的买卖等交易行为缺少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则属于无效或可撤销的民事行为,不能产生动产所有权善意取得的效力。但是,如果无效或可撤销的行为发生在原所有人与占有人(即非权利人)之间,则不能对抗第三人的善意 占有,这正是善意取得制度的实质所在。
(3)第三人受让动产需按正常交易价格支付价款,这是从另一个侧面阐述第三人受让动产时须出于善意。如果第三人受让动产时不支付对价,难免有取得非法利益之意。
三、善意取得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善意取得一旦成立,其基本法律后果是受让人取得动产所有权,在原动产所有权人与让与人之间产生债的关系,原动产所有权人有权要求让与人赔偿损失,也可主张返还让与人出让该动产所取得的对价。原动产所有权人无权要求善意第三人退回原物。

江西省吉水县人民法院 王志坚


薄熙来案庭审备受公众关注,特别是薄熙来面对指控屡屡以“不清楚”、“不知道”来辩解,更是引发了众说纷纭的讨论。但从讨论内容来看,其中不乏对我国证据规则的诸多误解。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3条第1款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可见,被告人供述之于定罪量刑既非充分条件亦非必要条件,能否认定有罪和处以刑罚,关键要看全案证据是否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

刑事诉讼法第53条第2款对证据确实、充分做了如下界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薄案犯罪事实能否认定,自然应当依据上述三项标准予以衡量。围绕上述三项标准,笔者就检察机关指控的受贿部分展开分析。

何为“有证据证明”

媒体公布的庭审记录显示,薄熙来在法庭上多次声称:公诉人所提供的证言证词大都是外围证据,与本案关系不大,不能证明其有罪。“外围证据”并非一个真正的法律概念,薄所欲表达的意思应该是“间接证据”。在薄看来,仅凭这些间接证据无法证明其实施了被指控的行为。这种看法代表了一种非常普遍的对于诉讼证据的误解,即认为必须要有直接证据方可认定案件事实。这种误解不仅是错误的,在司法实践当中还是非常有害的。以往的经验证明,片面依赖直接证据在很多情况下恰恰是造成非法取证甚至刑讯逼供的思想根源之一。

刑事诉讼法第48条第1款规定:“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根据证据法学上的常识,证据分为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而直接证据的证明作用并不大于间接证据;尤其是在本案情形下,控辩双方争议焦点主要是被告人对于受贿是否“明知”,直接证据只可能是被告人的口供,此种直接证据的证明力甚至可能比在其他案件中更为薄弱。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下称《解释》)第105条规定,没有直接证据,但间接证据查证属实,能够相互印证,并形成完整证明体系,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足以排除合理怀疑,结论具有唯一性,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因此,尽管薄熙来不承认受贿事实,也不意味着其犯罪事实没有证据证明。通过唐肖林等证人证言,以及公诉人收集到薄熙来帮助唐肖林找副省长、市长、副市长以及给下面的各个主管机构批示等书证相互印证,可以证明薄熙来利用了职务之便。同时,又存在收受请托人贿赂和为其谋取不正当利益等事实的证据。这些证据是合法取得的并与本案有紧密的联系,而且证据之间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经查证属实之后,可以认定相应案件事实。

需要指出的是,被告人薄熙来在侦查过程中曾经作出有罪供述,其庭审过程中的翻供行为让很多人误以为其庭前供述亦随之失效,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其庭前供述与庭审过程中的辩解均属证据之一,只要是依照法定程序收集取得,经查证属实均可作为定案依据。翻供并不具有推翻此前供述的效力,翻供之后的陈述,也仅仅是诸多证据之一,其真实可靠性有待综合全案证据予以评价。因此,本案显然并非如薄所言仅有“外围证据”,其本人在侦查过程中所作的有罪供述便是典型的直接证据。

证据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

刑事诉讼法规定证据确实、充分的第二个条件是“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其中所谓“法定程序”是指刑事诉讼法有关法庭调查阶段的各项程序规则。法庭调查诸规则之核心精神在于确保被告人能够对各个证据展开实质有效的质证。未经法庭调查程序检验的证据不具有作为定案依据的资格。

从媒体公布的法庭审判实录来看,本次庭审过程严格遵守刑事诉讼法的各项规定,多名证人亲自出庭作证,被告人获得了充分有效的质证机会。整个举证质证过程严谨有效,堪称法庭审判的典范。即使被告人本人在最后陈述中亦承认:“这次审判历时五天,让控辩双方都有机会充分发表意见,表明了中央搞清事实、追求公正的决心。”“对于绝大多数办案人员,我认为是有素质的,办案是文明的,我在此予以肯定。”可见,本案在证据调查程序方面并无瑕疵,符合法定要求。

本案是否已经“排除合理怀疑”

刑事诉讼法要求的定案标准第三个条件是“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是否排除合理怀疑是一个实质性的判断,在不同案件中情形各不相同。

被告人在庭审中就受贿罪成立所提出的质疑,主要有两个方面引起较大争议。其一,他认为本案指控证据中缺少直接证据。这一质疑根据前述显然不足以构成“合理怀疑”。

其二,被告人对于多名证人证言的可采性提出质疑。如他认为,“薄谷开来是精神病,其证言不可信”、“唐肖林就是为了立功,骗子的证言不能信”等。那么这一质疑可否成立呢?

根据《解释》第109条:“下列证据应当慎重使用,有其他证据印证的,可以采信:(一)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对案件事实的认知和表达存在一定困难,但尚未丧失正确认知、表达能力的被害人、证人和被告人所作的陈述、证言和供述;(二)与被告人有亲属关系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证人所作的有利被告人的证言,或者与被告人有利害冲突的证人所作的不利被告人的证言。”该条规定在理论上被称为证据补强规则,即某些特定证据单独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而必须有其他证据对其证明力进行补充、强化,方可认定案件事实。

在本案中,证人薄谷开来精神上存在一定障碍,唐肖林等与案件可能存在一定利害关系,但是并不必然丧失作为定案依据的资格,关键要看其证言是否有足够证据予以印证。从庭审反映的情况来看,除上述证言外,控方还提供了大量证言以及实物证据予以佐证,且上述证言亦在法庭调查阶段经过了充分质证,经查证属实之后自然可以认定相应的案件事实。因此,单纯地以证人精神缺陷或利害关系为由也并不足以构成一个“合理怀疑”。

总之,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依法进行,笔者相信,法庭最终将依法作出公正裁判。

(作者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副主任)
  来源:检察日报